主页 > 天下 > 社会观察 > > 正文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朱利叶斯 2023-01-29 14:17:47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书籍作者:(美)威廉·朱利叶斯。书籍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07年12月

 

【作者介绍】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m),美国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1935年出生。1988年入选美国文理科学院,1990年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1991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多年,现为哈拂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城市贫困、种族关系和公共政策研究,代表有《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真正的穷人》、《当工作消失时》等。

 

【目录】

第一部分 聚居区底层阶级、贫困与社会断裂

第一章 剥夺的循环与有关聚居区底层阶级的争论

第二章 内城区的社会变迁与社会断裂

第三章 贫困和家庭结构——证据与公共政策议题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

第四章 失业与福利效应:重新考察

第二部分 聚居区底层阶级与公共政策

第五章 针对种族的政策和真正的弱势群体

第六章 种族关系与消灭贫困之战计划的狭隘视野

附录:城市贫困:最新文献综述

 

【内容提要】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旨在探讨产生这类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方面的复杂动因,积极倡导一种社会民主的公共决策议程,以改善这类弱势群体的生活境遇。

 

【书摘】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是一本克林顿推荐美国经济学家阅读的书。富裕如美国,在城市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贫民窟,存在着内城区“底层阶级”之类真正的弱势群体。

 

【前言】

197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那本颇受争议的《种族 重要性的降低》。我本来希望,这本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一种 宏观历史一理论的框架,解释美国种族问题的变迁。此外,我还 希望该书能有另外一项贡献,即,通过与黑人中产阶级日益得到 改善的处境相对照,唤起人们对黑人底层阶级——既在绝对的意 义上,也在相对的意义上——日益恶化的状况的关注。

《种族重要性的降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大众传媒,都引 起了争议。该书问世之际,恰逢种族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因为剧 变的社会结构动摇了种族关系的许多传统模式,同时,也是因为 政府别无选择地卷入到当时针对平权法案的争论之中。 在该书出版后的最初数月,评论者似乎过于关注我不得不谈 到的黑人中产阶级状况的改善,而基本上忽视了我更为重要的论 点,即黑人底层阶级状况的恶化。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既 然所有的黑人都蒙受伤害,那就没有必要单独拣出贫困黑人来 说事。

就在人们围绕着《种族重要性的降低》争论不休之际,我让自 己全力投入到两件事情之中:一是我要对聚居区底层阶级的问题 展开综合的分析;二是要详尽阐述我的研究工作的政策含义。正 是这两项承诺,为《真正的穷人》的撰写提供了方向。第一项承诺 源于我个人对早期批评者的学术回应,他们一心只放在我有关黑 人中产阶级的观点上。事实上,仅是到了我开始着手撰写《真正 的穷人》的时候,严肃的学者(特别是那些从事诸如城市贫困、社 会福利和公共政策之类研究的学者)才开始关注我在《种族重要 性的降低》中对底层阶级的分析。

第二项承诺源于我对另一些批评者的回应,他们要么把我标 定为一个新保守主义者,要么直接或间接地试图把《种族重要性 的降低》与新保守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尽管我是一个社会民主党 人,而且在政治上或许比这些批评者中的绝大多数还要左倾,也 尽管对《种族重要性的降低》最正面的评价和讨论不少就是来自 民主左翼,但我这本书的标题,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以为我 是一位黑人保守主义者。还有,由于我在第一版中没有明确说出 《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的政策含义,人们很可能有选择地解读我的 论点,并从中推导出我个人无法认同的政策含义。赫伯特·甘斯 (HerbertGans)针对颇具争议的莫伊尼汉报告未曾提出政策建议 所发的一番议论,用在这里也很合适。甘斯说,“一项政策提案由 于没有附上具体的建议而留下的空白,很容易就被不受欢迎的解 决方案所填充,况且报告中的结论部分,也容易遭到误解”①。在 1980年出版的《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第二版中,我撰写了一篇后 记,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我的研究工作的政策含义,但到那时,第一 版的许多读者的观点,已经定型了。

如果说《真正的穷人》一书的想法源于有关《种族重要性的降 低》的争论,那么是否意味着前者也会带来争论?看来在所难免。 《真正的穷人》在分析内城区问题时,挑战了自由主义的正统观 念;以率直的措辞讨论了内城区的社会病理;确立了一种主张, 即,应当从专门针对种族问题的旨在改善内城区社会条件的政 策,转向解决社会性组织(包括经济组织)的一般问题的政策;倡 导一种社会民主的公共政策议程,以改善诸如聚居区底层阶级之 类真正弱势群体的生活机遇,而且这种议程所注重的方案,应是 所有种族中具有优势地位的群体也能积极认可的。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真正的穷人净中的许多核心理论观点, 并非是受到有关《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的争论的启发,而是源于我 自己过去几年在芝加哥市内城区的街头巷尾的观察体验,也源于 我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包括内城区居民点阶级结构的变迁。《真 正的穷人》第一部分的文章,详细描述了这些变迁,并探讨了聚居 区底层阶级的社会境况何以在近年来急剧恶化的问题。 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我简要讨论了这些社会变迁,考察了 目前有关“底层阶级”一词用法上的争论,并尝试着解释有关聚居 区底层阶级的自由主义观点为何近年来失去了影响力。在本章 的最后,对于自由主义者在目前受到保守主义代言人把持的公共 政策论坛上如何重新获得领导地位的问题,我也有所讨论。在第 二章中,我花费了很多笔墨来描述内城区所存在的暴力犯罪、非 婚生育、女性户主家庭和福利依赖的问题,并认为近来这类社会 断裂的激增,不可能通过种族歧视的简单解释来予以说明。事实 上,这些问题必须联系到由其他因素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来说 明,所谓的其他因素,包括城市经济体系的变迁——它导致了黑 人失业率的异常升高,而这又激化了聚居区中的其他社会问 题——以及内城区的阶级变化。第三和第四章,则批判性地检视 了从福利国家角度对聚居区底层阶级中的社会断裂剧增所作的 通行解释,而且在检视的过程中,专门考察了失业与女性户主家 庭比例之间的联系。第三章引入和提供了有关“适宜于结婚的男 性储量指数”的全国数据;第四章给出了这一指数的地区数据,并 将之与女性户主家庭的地区数字联系起来分析。该章还考察了 地区经济的结构变迁与“适宜于结婚的男性储量指数”及女性户 主之间的关系。

《真正的穷人》第二部分的文章,批判性地检视了有关聚居区 底层阶级问题的不同公共政策取向。第五章揭示了针对种族的 政策(包括平权法案在内)在处理聚居区底层阶级问题上的缺陷, 指出优势家庭出身的少数民族成员从这类政策中获益过多,因为 他们不成比例地代表了自己的种族群体中最具有资格获得优越 职位的人群。因此,该章主张,真正处在弱势群体地位的少数民 族成员,比如聚居区底层阶级,他们的条件的改善,需要的是并不 专门针对种族的政策。第六章扩展了第五章所呈现的分析,检视 了在解释聚居区底层阶级问题和提出公共政策解决方案上,种族 关系的视角和“消除贫困之战”计划的视角的局限性。该章认为, 这两种视角由于没有把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与经济组织的一般 性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它们不能对1970年以来内城区社会断裂的 剧增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来自自由主义的有效解释的缺乏,为 保守主义公共政策观点的出现清除了道路,后者认为必须改变少 数民族穷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最后,第七章整合和总结了 前面各章的基本观点,然后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公共政策议程, 以改善诸如聚居区底层阶级之类真正弱势群体的生活机遇。这 一议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包含了普遍性的计划,而这种计划 可以吸引和维持所有种族和阶级中的优势群体的支持。

在准备写作本书时,我从福特基金会的一项资助中获益良 多,这项资助旨在支持针对当代社会中的重大社会问题撰写人文 主义的非小说类著作。本书也极大地受益于斯宾塞基金会的一 项资助。这两项资助,使我可以在1982至1983学术年度中减轻 教学负担,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写作之中,并聘请了两位非常优秀 的研究助理,即罗伯特·阿朋特(RobertAponte)和卡瑟琳·内 克尔曼(KathrynNeckerman),他们为本项研究收集和分析了数 据。另外,内克尔曼还合作撰写了第三章,即“贫困与家庭结构: 证据与公共政策议题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阿朋特和内克尔曼 都协助撰写了第四章,即“失业与福利效应:重新考察”。本书的 附录“城市贫困:最新文献综述”,是我与阿朋特合写的。我还要 感谢另外两位研究助理为我所做的一切:路伊奇·华康德(Loic Wacquant)绘制了芝加哥市贫困和失业在社区区域扩散的地图; 帕特里西娅·波特(PatriciaPotter,与华康德一道)收集了内城区 贫困集中的数据(见第二章)。

 

第四章 失业与福利效应:重新考察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女性户主家庭的异常增多,特别是 在贫困黑人中间的增多,在政策圈(policycircles)内正被视为是联邦 反贫困计划失败的一种反映。据此论点,自由主义的福利政策, 尤其是与“伟大社会”计划相关的那些福利政策(它们扩大了收益 转让支付的适用范围,提高了福利水准,创设或扩充了诸如医疗补 助制度和食品券之类的计划),削弱了工作动机,降低了建立和维 持稳定家庭的意愿。我们还试图表明,许多有关家庭结构变动的 经验研究,对于这种观点仅仅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支持。尽管如 此,这种观点还是很能蛊惑人心,因为福利与抑制家庭/工作的因 素之间的关联逻辑,在直觉上极有说服力,而且显得与社会福利支 出和家庭结构变动的总趋势大体一致。不过,福利议题在大众媒 体中得到广泛讨论,还要有待于查尔斯·默里《(退却)》一书的出 版,该书在对“伟大社会”计划的颇有争议的批判中明确提出了这 一观点。①

默里认为,福利慷慨是内城区黑人家庭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且也 对年轻黑人男性的失业具有相当的促成作用。他争辩道,在1970 年,一个贫困的城市家庭,如果只有一个人工作,那么,通过解除婚 姻、让家庭成员退出劳动力市场和依靠福利为生,确实可以改善家庭 的经济状况。按照默里的意思,到1970年,未婚母亲可以获得的全 部福利收益包的货币价值,实际上超过了一 周工作满40小时的最低工资收入。

默里通过一对虚构的年轻未婚情侣的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 们名叫哈罗德和菲利斯,于1960年和1970年这两个时点,生活在一 个“平均水平”的城市中。菲利斯怀孕了,这对情侣必须做出决定, 是维持未婚的状态,因此有资格获得对有子女家庭的援助(AFDC)呢, 还是结婚,然后靠哈罗德的最低工资收入生活。在1960年,福利包 很难支撑菲利斯和她的孩子的生活。此外,根据当时的法律,这对情 侣如果是同居,不管他们的婚姻状况如何,则不允许享有福利。在这 种情况下,默里认为,哈罗德和菲利斯势必会选择结婚,靠他的工资 收入生活。而到1970年,情况发生了改变——不仅一揽子福利的收入 超过了哈罗德的最低工资收入,而且只要他们没有成为法律上的夫 妻,就可以领取,即便他们作为一个家庭单位同居生活。因此,默里 得出结论说,这对情侣肯定倾向于为领取福利而避免结婚和最低工资 的就业。

这种例证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默里的计算是基于宾夕法尼亚 州的福利收益水平,而这个州整个1960年代AFDC支出的涨幅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两倍。(D因此,默里作为“典型”所呈现的“动因转变”的 案例,其可能性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面临该问题的贫困家庭。 更为重要的是,默里没有充分注意到1970年以后福利之于工作的 相对有利之处的变动趋势。他说,AFDC的实际支出,在1960年代 迅速增长,差不多到1970年代中期还在持续增长,自此之后,平均支 出水平则“在绝大多数州几乎没有增长”。②事实上,自1970年代早 期以来,实际福利收益水平已经急剧下降。丹齐格和戈特沙尔克披 露:到1980年,AFDC加上食品券的实际价值与1972年的水平相比, 下跌了16%。到1984年,两者相加的支出仅比1960年时的水平高出 4个百分点,比1972年跌了22个百分点。③用格林斯坦的话来说, “自1970年以来,与AFDC母亲及其孩子相比,美国社会中没有哪个 群体更能体会到实际收入如此急速的下降了”。

最后,1975年颁布实施的薪资所得税款扣抵法,进一步增强了低收入家庭成员参加工作的动机。据此, 格林斯坦估计,哈罗德1980年的最低工资收入加上实物转让(in-kind transfer),在宾夕法尼亚州(在其他州还要高)要比家庭福利收益高出 三分之一。

我们一分钱也不挣,和你的转发一样,全志愿,都在努力捍卫新中国

http://m.womenjia.org/z/202301/2695.html

本文话题: 底层

也许相关的文章: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街角社会》:社区中下层青年群落、非法活动
热门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