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西方资本家式慈善本质

刘仰：中国并不缺乏慈善精神。如果说西方慈善是有上天堂的信仰诱惑，那么，这种诱惑说明，西方的慈善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也等于是“有条件的慈善”。而中国传统精神下，慈善真的只是为了他人，是一种真正的爱心。刘仰从另一面全面剖析了“慈善”，民力网招录如下，以后将择时简要梳理刘仰先生就此主要观点。

陈光标应尽快找回自己

(2011-03-2515:07:32)

我原来对陈光标印象一直不错，觉得他比巴菲特、比尔-盖茨要实在得多。但是，最近以来，陈光标做的一系列事情让人觉得怪怪的，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陈光标到台湾去发钱，到日本去救灾，到云南去发钱，据说还要去新加坡发钱，等等。对于陈光标近日行为的评论各种各样，甚至有人说他是“暴力慈善”。人们不知道陈光标下一步还会做出什么。与以前的陈光标相比，现在的陈光标变了，变得让人不放心，他似乎朝着出名的方向在努力。这究竟是为什么？

首先，我依然相信陈光标对于慈善的真诚，但不可否认，陈光标现在的慈善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作秀的成分。各种各样的评论不去说它，我觉得，陈光标最近慈善举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受了比尔-盖茨、巴菲特的刺激，或者是媒体的刺激。自从两位世界富豪以慈善家的身份到中国与中国富人见面之后，陈光标就变了。这一改变有几个原因。首先，媒体大肆宣传外国资本家做慈善的崇高榜样，同时贬低中国富人大大不如外国慈善家，我认为，激发了陈光标的好胜心，陈光标由此决定要在慈善方面赶超洋人资本家。于是，在此之后，陈光标主动策划的自己的慈善行动，每一次动静都越来越大，而且，未必都有很大的必要，宣传价值大于实际价值。

其次，陈光标对洋人资本家的慈善的本质要么是没搞懂，要么是搞懂了也不愿学，因此，陈光标没有像洋人资本家一样搞一个“基金会”来做慈善，以至于有人批评陈光标说，没有“基金会”就不规范，言外之意就是说，陈光标的慈善与洋人资本家相比，动静再大，也只是中国式的野路子，没有与洋人资本家的慈善接上国际的轨。所以，陈光标内心的确想大作慈善，大大鼓励慈善，改变某些舆论对于中国人的评价。但是，在“中不如西”的“劣根性”理论下，陈光标无论怎么做，在某些媒体的眼里，都不可能超过洋人资本家。甚至，就是因为陈光标可能要超过洋人资本家的崇高榜样，有些媒体就必须打压陈光标的“狂妄”。

第三，我不知道陈光标对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号称的“裸捐”怎么看。一种情况是，陈光标以为洋人资本家是真裸捐，结果，被媒体鼓噪得也要朝裸捐的方向去。目前，已有消息说，陈光标的生意出现了问题，未来是否还有钱做慈善，令人怀疑。于是我们看到，“裸捐”的口号有可能害了一个企业家。第二种情况是，陈光标知道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是假裸捐，因此，他大肆张扬自己的真慈善，以反衬洋人资本家标榜的慈善“有点假”。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陈光标就是某些人心目中的笑料，当然，他们不会笑出声来，偷笑而已。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陈光标想挑衅洋人首善的地位，属于犯上作乱，就要遭到洋奴媒体的“镇压”。

前几天在做一个节目，主持人提到陈光标，他转述别人的话说：陈光标为什么要自己发钱，不搞一个基金会去发钱？基金会不是更规范吗？我回答说：如果在街上遇到一个乞丐，你想给钱，你是直接给乞丐，还是先给基金会，再由基金会“转交”给乞丐？主持人有所领悟。在这个节目中，还聊到大$最近结婚的事情，W$的婚礼很引人瞩目，其中有消息说，W$婚礼上所收的礼金，将捐献给“泥轰”灾区。主持人问我怎么看，我说，这就是拿别人的钱做慈善。W$的婚礼据说花了上千万，如果真要做慈善，婚礼节约点，省下的钱去做慈善，不是更好？何必用宾客的礼金去换一个慈善的名头？我倒不是很在意W$拿别人的钱捐给“泥轰”灾区，而是对这种用别人的钱给自己得贴金的做法表示鄙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西方慈善的传统。

以前的文章里介绍过，美国黑帮也经常组织慈善活动，例如，向特定的人发出邀请，参加慈善名义的晚宴、聚会、拍卖等。接到邀请的人，一般不敢不去。即使不去，也会送一笔钱，然后找借口说：忙，实在抽不开身。美国黑帮不至于把收到“善款”私自吞掉，而是真的会用于慈善，但本质上就是用别人的钱做慈善，为自己捞取名声。这种做法的合法形式就是慈善基金会。再重复一遍以前说过的观点，西方“慈善基金会”的运作方式是：你把一万元捐给基金会，这一万元本金不会用于慈善，而是用于资本运作，它所产生的利息、股息等资本收益用作慈善。因此，这样的“慈善基金会”本质上依然是用别人的钱做慈善。它可以号称“裸捐”，但是，“裸捐”到基金会的钱，它的处理权和使用权权，甚至所有权，依然属于“裸捐者”，他捐出去的只是“本金收益使用权”，而不是“本金使用权”。如何使用本金，实际上会给“裸捐者”带来更大的无形资产，例如权力、影响力，等等。陈光标很显然与他们不一样。

陈光标没有基金会，他捐出的每一分钱都是真金白银，都是自己的钱，都直接用到需要的人手中。换句话说，陈光标用于慈善的都是“本金”，而没有像西方首富、W$那样，用技巧或本金钓鱼，换来别人的钱，用别人的钱，即“本金的收益”做慈善，自己捞名声。我确实不知道陈光标对于西方慈善的本质是否清楚了解。如果不了解，认为自己真的要向西方首富那样“裸捐”，那么，他的行为可以称为“傻”，学洋人学坏了。但是，陈光标也可能真的很了解洋人首富的慈善本质，他用中国传统的慈善方式，反衬西方首富慈善的虚伪。以至于一些洋奴媒体说，陈光标搞得是“暴力慈善”，即不顾接受者的尊严。事实上，真正的“暴力慈善”是西方社会，前面提到的美国黑社会慈善就是“暴力慈善”的典型。包括巴菲特、比尔-盖茨到中国劝说中国富人，不久又要去印度，劝说印度富人搞慈善，在我看来，同样是“暴力慈善”——他们以自己“裸捐”的光环，给其他国家的富人施加精神压力。如果那些富人不“裸捐”，在他们哥俩被竭力吹捧的崇高形象衬托下，其他人无形之中就成为自私自利的贪婪者。这种精神压力，同样是暴力，在黑社会术语中，人们为它创造了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冷暴力。更何况，这哥俩并不是真裸捐，只是捐了“本金收益的使用权”。就好比前不久还有一个中国富人，号称捐出十几亿的股票，其实只是捐了这价值十几亿股票的收益抛去成本后的部分用作慈善，如果这些股票亏了，他也不用做慈善。

这就是陈光标的处境：如果他一模一样地学世界首富加首善，你不过是洋人的学生，洋人是你榜样，你只能跟在洋人后面，被洋人的崇高形象笼罩，你获得慈善家的美名，是因为洋人崇高形象感染你的结果。你如果发现洋人首富、首善的慈善有很大的猫腻，你想用自己的方式证明洋人首富、首善的虚伪，你就会遭遇洋奴媒体的痛殴。“中国人没有慈善精神”早已经被洋奴列为不可动摇的真理了，你陈光标想打破这个“丑陋中国人”的“劣根性”，对于洋奴媒体来说，就是痴心妄想。当然，陈光标也可能是用中国传统的慈善观念、慈善方式，让更多的人看清洋人首富、首善的虚伪。如果是这样，我希望陈光标尽快找回自己，守住中华民族真慈善的美德，没必要像洋人慈善那样专搞一些事先张扬的慈善事件。陈光标应该在做好自己企业的同时，用富余的经历和资金，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别学什么“裸捐”，那是假的。

美国富豪“学雷锋”，中国富豪怎么办？

(2010-08-1322:51:00)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这两位美国富豪搞慈善真的搞上瘾了，乐此不疲多年，尝到甜头多多。最近他们又与其他美国富豪一起密谋开了一个会，然后宣布了会议内容，他们号召“福布斯全美最富有排行榜”上的的400个富豪共同宣誓，承诺在有生之年或临死之际至少捐出自己财产的一半。这一“美国富豪学雷锋”的大运动，不用拐弯抹角，直接就杀奔了中国等地。巴菲特说，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他和比尔-盖茨将与中国、印度的富人会谈，希望这些地方富豪也能像他们以及美国的“富豪雷锋”一样，加入慈善事业。皮球踢过来了，于是，媒体和中国百姓大多都开始嘲笑讥讽中国的富豪，说什么中国富豪没有社会责任心，没有爱心，说中国没有西方的慈善传统，说巴菲特的愿望要落空，等等。在我看来，在这场全球“富豪学雷锋”的运动中，国内绝大多数人，从富豪到学者，从媒体到网民，都念错了经，没整明白“美国富豪学雷锋”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说中国古代的富人。中国古代也有富人，而且还很多，很富。据美国人统计，19世纪时，一个名叫伍秉鉴，也叫伍浩官的中国广州商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他的财产大致相当于当时美国首富的4倍不到。美国人的统计准不准，这里不去管它。我们只说中国古代的富人有钱了之后怎么办？买一个官是经常发生的事。但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富人花钱买官，大多只能得到一个身份待遇，比方说可以穿官服，可以坐官轿，而没有实权。深入一点说，为何中国古代富人为了一个“华而不实”的官名，也愿意大把花钱？这就是用钱换地位。有的时候只能换一个名分，有的时候也不排除换一点小实权。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有钱人除了用这种方式能够有限地影响社会之外，在其他方面，他们很难影响社会，比方说改变社会的某项政策。别说收了钱的政府不允许他们乱插手社会事务，老百姓也不允许。因为，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一旦社会事务由少数富人说了算，多数穷人就倒霉了。所以，中国古代的富人除了买一个名义上的官位才能极有限地影响社会事务外，剩下的钱，只能自娱自乐，在今天就体现为中国富人的奢侈品狂热。如果中国古代富人要捐款做慈善，那就实打实地捐。这样的人也不少，甚至不一定是“富人”。捐多了，朝廷也会表彰一下，奖个匾之类，但那一定是真金白银地捐，不允许弄虚作假。

而现在的美国富豪呢？打一个比方，美国富豪说他捐了1万块钱做慈善，实际上他只是把1万块钱存到一个银行的慈善账户上。所谓捐出1万块钱，其实只有这1万块钱的利息用来做慈善。那1万块钱还是他自己的，别人不能用，当然他也不能把这笔钱用在自己身上。巴菲特说他捐出个人资产的99%做慈善，比尔-盖茨也差不多快“裸捐”了，本质上就是如此。比尔-盖茨几百亿的个人资产捐入慈善基金会，没有一分钱本金是用来做慈善的，只有这几百亿个人资产的利息、股息等资本运作的利润可能是用来做慈善的。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还要刨掉资本运作的成本，比方说租一个豪华办公室，高薪雇一些资本运作高手。万一运作不好，所得利润不够当年成本开销，也就不用再拿别的钱做慈善了。这叫什么？这就是拿别人的钱做慈善，其性质相当于歌星说慈善演唱会的收入用来做慈善，一样。为什么歌星不自己掏钱做慈善，而用歌迷的门票钱做慈善？有人会说，那个收入本来也该是歌星的啊？对。但是，首先，如果歌星没有慈善的名头，未必能来这么多歌迷，未必有底气卖那么贵的门票。其次，明明都是歌迷掏钱做慈善，但所有慈善的好名声，都归了歌星。如果不是用别人的钱，歌星自己要花多少钱，才能买一个好名声？看看中国古代的富人就知道了。就算他们花钱买了一个名誉性官位，大多数时候，还是被人看不起，不就是一个臭有钱的嘛！所以，巴菲特、比尔-盖茨做慈善，本质上都是用别人的钱做慈善，而不是拿他们自己的本钱做慈善，他们只不过像歌星一样唱歌几首歌而已，很可能是股民的钱为他们的慈善埋单。

有人经常说西方富豪做慈善来自于他们基督教的传统，因为基督教说，富人不能上天堂，所以富人要把钱捐了，以便死后上天堂，从而证明基督教使西方富人有爱心。这种观点属于自作多情的幼稚。巴菲特号称捐了99%，比尔盖茨号称“裸捐”，如果真的是这样，世界各大富豪爬行榜上还会有他们的名字吗？早都跌倒100万名以外了吧。可他们的名字偏偏还在富豪爬行榜的顶端，在前十名里晃来晃去。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人也知道他们其实没捐，那些号称捐做慈善的个人财产，实际上还是在他们个人的名下。就好比这笔钱昨天存在宋江的名下，今天改到宋公明的账户上，后天又转入了“及时雨”的口袋。捐或者不捐，他们都是富人，这一点始终没有变。他们担心上天堂的事吗？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早就给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了，韦伯说得很清楚：从基督教新教徒开始，赚钱的性质就变了，就是为上帝增添荣耀。

西方富豪为何要这么做？还是要从中国古代富人花钱买官说起。金钱常常就是社会权力，但是如何让金钱与社会权利实现对接？这是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富人苦于找不到这种方式，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堵死了富人用金钱干预社会事务的路子，所以，只能在政府的约束下，走向政府规定的唯一一条道路：花钱买一个名誉。西方富豪捐钱做慈善，本质上也就是权钱交易。一方面像有些专家指出的那样，只要捐到了慈善基金会，就不用交税，好像连资本运作的收入都不用交税。如果按西方文化的惯例把钱看成是社会权力的具体化，那么，政府不收税，钱少了，等于政府的权力小了。这些权利到哪里去了？通过一个名字游戏，本来该归政府管辖的宋江，现在以“及时雨”的名字，掌握了这部分原该属于政府的权力，坐了水泊梁山的头把交椅。当然西方富豪的雄心远比宋江大得多。这就是西方富豪大笔捐钱做慈善的本质：把自己的钱换一个名号，便换来了社会权力，这比光做有钱人要舒坦多了，因为，地位、名声、影响力之类，光靠钱，很难买个痛快。用慈善的名义，就能立即换来。这的确比守财奴高明。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古代政治属于大政府，政府的社会权利最大、最集中，留给社会的自行处理的领域较小，较底层。因此，有钱人即使想权钱交易也只能找政府，比方说收买个别官员，效果可能比买一个荣誉官位要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腐败。但这种腐败一般不至于影响全局，因为从政治格局上说，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一旦出现，要查处，那是天经地义。但现代西方社会主张“小政府”。既然“小政府”，那些在中国传统政治格局下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利，由谁掌握？当然就是富豪。这里没有民主，“美国富豪学雷锋”就是在压缩政府权力之后，大规模占领“小政府”够不到的真空地带的标志。巴菲特、比尔-盖茨等人，为何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起这么大的慈善攻势？因为奥巴马明显有扩大政府权力的倾向，他们是与奥巴马的“大政府”构想在做较量。

富人捐钱做慈善，如何实现权钱交易，如何与权力对接？看看与巴菲特、比尔-盖茨不同的美国其他富人就知道了。比方说，布什家族很有钱，他们做慈善吗？没怎么听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不稀罕权力，权力已经是他们家族的囊中之物。再比方说洛克菲勒、福特、摩根这些美国老牌富豪家族，跟着巴菲特等人起哄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洛克菲勒、福特之类，早就通过捐钱搞慈善、捐钱搞基金会之类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权力的跑马占地。美国有多少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政策，都在这些老牌的富豪基金会控制下？太多了。他们甚至从学校的教科书开始，就有计划地灌输有利于他们的观念和理论，而实现的手段，就是捐钱。这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权钱交换。巴菲特、比尔-盖茨等人为何在慈善上跳得比谁都高？因为，他们只是美国富豪队伍中的新贵、后起之秀。他们的这种举动一是与老牌富豪争夺势力，二是向老牌富豪表态。目前看来，比尔-盖茨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美国老牌富豪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纳了他。他已经成为富豪通过捐钱掌握社会权利的“圈内人”。比尔-盖茨近年来经常到白宫等地演讲，就是一个例子，他已经开始用自己的金钱影响政治权利了。不得不说，比尔-盖茨在这方面的领悟能力还是很强的。

回到现代中国的富豪。中国的富豪该不该响应巴菲特、比尔-盖茨的号召“学雷锋”？的确已经有这样的人，比方说陈发树，号称捐价值89亿元的股票做慈善。陈发树此举基本上是向现代美国富豪学来的，例如，巴菲特的一些慈善捐助就是股票。有意思的是，陈发树的这一方式，在中国并不被人看好。中国从百姓到媒体都会质疑陈发树的这一慈善行为。相反，另一个中国首善陈光标，看起来捐的没有陈发树多，却获得社会的广泛好评。差别在哪里？陈发树捐的89亿股票，也就是承诺其升值的部分用来做慈善，本质上与巴菲特、比尔-盖茨一样。究竟升值多少，谁也不知道。而陈光标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地拿出了超过10个亿。从个人资产与做慈善的资金比例上说，陈光标可能都超过了比尔-盖茨，把陈光标称为“世界首善”可能也问题不大。因为陈光标捐出去的钱，没有玩宋江改名及时雨的游戏，而是每一分钱都到了需要的人手中，这些钱再也不姓陈。而比尔-盖茨捐出的钱，依然姓“盖茨”，这些钱没有到需要慈善的人手中，这些钱怎么花，权利依然在“盖茨”那里，盖茨只是许诺把这些钱的盈利用来做慈善。

所以，巴菲特、比尔-盖茨踢给中国富豪的球，其实是一场经验的传授，他们要教育中国的富豪们，不要学傻乎乎的陈光标，把钱都花在真的搞慈善上，打了水漂。而要学陈发树，虽然陈发树悟性未必够，但架势上已经有点模样，只是还没做到让捐出去的钱给自己换来更大的利益。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传统文化使得中国的富豪没有通过金钱控制社会权力的经验，只会自娱自乐烧钱玩奢侈。中国富豪们如果有比尔-盖茨的领悟能力，就应该立即响应巴菲特、比尔-盖茨的号召，用更高级、更隐蔽的权钱交易方式，把自己手里的钱，变成真正、直接、永久的私有权力。举个例子吧。某个生产食品的企业，按常规，要受政府质量检验、定价等方面的控制。如果它像美国富豪一样假装学雷锋，就能把质量检验、定价等原属政府的权利永久性地变成自己的。所以，那些临时花钱贿赂的权钱交易手段，在世界水平面前，早已经落伍了，老掉牙了。临时花钱贿赂，那叫腐败，就算关系再铁，官员在位也有期限。而用假装学雷锋的慈善手段，就能把权力永久性地私有化，管你官员是谁，那是我定的。连点头哈腰、低声下气的腐败都没了！学会这招，比那些MBA、EMBA之类的虚名有效多了，交多少学费都值。如果那样的话，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是一个彻底被富人控制的国家，中国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权力都会转到富豪们的手中，连政府都可以控制、操纵。

但是，即便部分中国富豪有这样的领悟能力，他们能够实现吗？实际上，陈发树的遭遇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使得中国人对此有天生的敏感。一旦巴菲特式的“雷锋”在中国真的出现，中国人不由自主地就会质疑。这也是我认为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的原因。因为，这表明中国的传统还没有彻底消失。所以，我们又听到一些学者说，要让中国富豪大手笔做慈善，首先要改变制度和观念。这话的深刻含义就是，要彻底断了中国传统的根，绝了中国传统的种，那样的话，未来的中国才有可能像美国一样，真正变成富人的天堂。我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能否懂得我说的这番道理，如果理解了我的意思，那么，中国富豪是否该学巴菲特、比尔-盖茨那样的“洋雷锋”？或者说，我们能允许他们这么假装学雷锋吗

赛马、赌马与慈善

(2010-09-0623:15:13)

《扬子晚报》9月6日报道，亚洲最大、世界一流的赛马场“南京国际赛马场”在西历2005年举办完“十运会”后，便处于名不副实的尴尬境地，目前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每年亏损千万元。据说，目前国内已经有十几个建成的赛马场，其中四五个是世界一流的赛马场，但经营情况都不好，都靠副业维持着。之所以还在苦苦支撑，只有一个原因：等待“马彩解禁”。

首先我认为，像赛马这样的项目，与中国国情不太相符。中国有些少数民族有赛马的习惯，那就在少数民族地区，让那里的人们按自己的传统延续赛马的风俗也没什么不好，像“十运会”这样的国内运动会，没必要按照所谓国际标准去搞什么赛马场。中国土地资源本来就不够，赛马场、高尔夫球场之类，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多大必要，遍地开花地搞赛马场，属于浪费。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反对一种观点：国外如何，中国就应该如何。与国际接轨，该接的接，不该接的就不接。

其次，所谓“马彩”就是赌博，赌博在中国能否合法化，这是一个大问题，茅于轼之类的专家早已经为此有过舆论铺垫。我认为，在澳门这样的特殊地区，适当地允许赌博合法化，对中国来说已经够了，没必要在内地开新的许可。现在各个赛马场等着“马彩解禁”，我认为，一旦“马彩”真的解禁，蜂拥而上的马彩赌博也救不了赛马场。赌博从本质上说是鼓励不劳而获，这种风气如果蔓延，对于个人是倾家荡产的危害，对于社会就是衰败的开始。

第三，比尔-盖茨、巴菲特即将来中国，慈善的话题又开始热闹。于是，有人借此东风说，马彩也是用于慈善事业。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很虚伪。比方说“南京国际赛马场”每年亏损千万元，这位老板如果直接把赛马场关了，省下每年亏损的钱，拿去做慈善，我就相信他是真慈善。否则的话，一定要等到“马彩解禁”，拿着赌马的收入去做慈善，不过是用别人的钱做慈善，自己既赚钱，又博一个好听的名头。当今中国，打着慈善旗号骗钱的多了，我身边就遇到过好几位，卖十几万一斤的普洱茶号称慈善，到人民大会堂吃饭号称慈善，搞演出号称慈善，……，就是不见组织者自己掏钱出来做慈善。按照这种逻辑，妓女也可以要求合法化，也可以说自己卖淫是为了搞慈善。慈善，已经快臭大街了。

现代社会的假慈善方式已日益渗透入中国。前不久，成龙也陷入慈善麻烦。成龙曾经说，要把他主演的某部电影票房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做慈善。成龙是否“假捐”这里不管他，我们假设一个极端化的例子。成龙的慈善是说用来办教育，假设某个学校听了成龙的话，一激动，对成龙的仰慕之心油然而生，组织学生们观看了这部成龙主演的电影，等于为成龙贡献了票房。然后，成龙又用票房收入做慈善，给这所学校盖了新校舍，我们不禁要问：做慈善的钱究竟是谁的？不就是那些孩子和家长自己掏的吗？为何好名声都归了名人？

过去我们说，学雷锋的最高境界是做好事不留名，做慈善的最高境界是帮助别人不图回报。现在的慈善，首先不是像陈光标那样自己诚心诚意地掏钱做慈善，而是打着慈善的名义骗他人的钱做慈善，被骗的人，很可能就是接受“慈善”帮助的人，这种慈善有什么意义？以赌马来说，假设某个人因赌博而倾家荡产，赌场又拿钱做慈善救济他，早知如此，何必要把人推入赌博的行列？大张旗鼓地做慈善，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要做慈善”，在我看来，这种慈善的目的就不纯，这种慈善的动机就值得怀疑。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最近要来中国，要与中国的富豪见面，我期待着看看，他们在中国究竟想搞什么鬼把戏。

看不懂的“巴比慈善”

(2010-09-2823:30:59)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已经来到中国了，明天就要与中国的富豪们开会。这场慈善秀的前戏过程已经很长，进入实质后，真正的高潮会怎样？到目前为止还在云里雾里。据说受到邀请的中国富豪有一半表示不参加。我隐隐有一种感觉：不参加“芭比慈善”的邀请，也许是正确的选择。慈善嘛，完全可以光明正大，何必要搞得神神秘秘？保密工作如此之严，让人看不懂。如果说做慈善的最高境界应该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做好事不留名”，那么，轰轰烈烈的“前戏”使得这一事先张扬的慈善事件，在没有任何一点实际慈善举动的情况下，已经名扬四海。这也让人看不懂。我现在有一种好奇：大张旗鼓、事先张扬的巴比慈善晚宴举办之后，我们还会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

在巴比慈善晚宴召开之前，我已经很多年一直看不懂一个问题，国内媒体没有一个能够解释清楚。在这里，把我的问题再提一遍，以请教所有拜倒在“巴比”脚下的人，以及所有幸福地捧着“巴比”臭脚的人们——巴比号称“裸捐”，为何还是世界首富？所谓“裸捐”捐出的几百亿美元，究竟做了哪些慈善举动？巴比花在慈善上的钱，与他们号称裸捐的财富数字，究竟有多大的差距？我对于捐钱做慈善是这样理解的：假设我有100万，然后我宣布捐出90万，那么，我只剩下10万。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术题。如果用这个小学生都会的算术题来解答“巴比慈善”，那么，结论一定应该是：只要“巴比”真的捐出了他们宣称的财富数字，他们就绝对不可能依然是世界首富！除非——巴比号称捐出去的钱，依然在他们自己口袋里，他们才可能依然是世界首富。

难道发达国家的算术加减法已经先进到令我等愚人彻底不懂的高水平？这确实是我多年来一直没搞懂的算术题：假设我有100万，我宣布捐出去90万，结果，我依然还有100万！这么美好的事情我居然不做，难道不是太傻了吗？这么高尚的事情，中国的广大企业家居然不做，中国的企业家们难道不是猪脑子？从这个角度看，媒体冷言冷语地嘲讽、挖苦中国企业家以及全体中国人的慈善意识，以及追根溯源中国文化中严重“缺乏”的慈善精神，简直太有道理了。但是，难道今后小学生的数学教科书都要修改成这样：100-90=100！额滴神那！相信科学的打假英雄呢？

我真的很期待“巴比慈善”晚宴的召开，虽然我没有资格被邀请，但我希望世界首富或者被无数人讴歌的世界首善，能够在中国透露一点先进慈善的高科技，

天堂没有慈善

(2010-10-0321:07:15)

由于近来“巴比”这两个美国人的一系列慈善举动，关于慈善的讨论在中国也很热闹。在当今中国讨论慈善的声音中，有一种论调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人没有慈善精神，西方由于有宗教，因而西方人更有慈善精神。这个论调进一步延伸便更加证明了另一种既定观念，即：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西方人也比中国人优秀。因此，近年来关于中外慈善的呱噪之声，很多都带着“逆向种族主义”的色彩，以强化中国人的自卑自贱。在慈善问题上，国内国外都是资本家、有钱人，舆论的胡言乱语几乎等于在说：外国资本家也比中国资本家心慈面善、富有爱心。由此，民众们如果要找一个崇拜的对象，当然就要找一个西方文化中诞生出的“世界首善”。

慈善问题在东西方历史文化中的确有所不同，然而，两者的不同，绝不是当今大量舆论所宣称的那样：西方人更愿做慈善，或者西方人更有爱心等等。慈善问题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对政权的要求。正像当今很多膜拜西方的舆论所说的那样，西方历史上的慈善，主要是教会所为。我们就从西方宗教开始讨论。西方宗教里有“天堂”的概念，所谓“天堂”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在天堂里，人们不愁吃喝、无忧无虑、快乐无比。因此，在最幸福的天堂里是没有慈善的。换句话也可以说，在理想化的天堂里面，上帝或大自然给予所有人充分和平等的恩赐，等于是做到了百分之百的慈善。用物极必反的观点看，百分百彻底的慈善就等于没有慈善。西方宗教的这种天堂概念体现在西方世俗社会的理论中，就是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同时，每个人都有高尚的情操。所以，在共产主义这样绝对理想化的美好社会里，也是不需要慈善的。因此，按照西方文化的精髓，真正美好的社会，根本不需要慈善。

慈善是什么？慈善就是社会上有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房子住、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等，从而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如果百分百彻底的慈善——按需分配——做不到，那么，一个社会越是需要慈善，就越说明这个社会源头上的不平等、不公平越严重，便只能用慈善在结果上做一点修正。中国有一个老故事，即“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授人以鱼”就是慈善。中国人不太喜欢前者，而更愿意后者，“授人以渔”。虽然“授人以渔”说的似乎只是一种获得财富的技巧，但两者之间还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关联：当一个人垄断了所有的江河湖海、大小鱼塘，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抓鱼，其他人没有权利抓鱼的时候，他用“授人以鱼”的方式来做慈善，是否很虚伪？先剥夺了其他人获得财富的权利，然后又用慈善的小恩小惠换取人们的感恩戴德，这样的慈善如果成为普遍化的必然，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出了严重的问题。这种慈善也等于说，它只是用来安慰弱势群体安于现状的一点甜头，免得他们破罐子破摔地造反，而不是从源头上解决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行善很容易导致一种优势，接受慈善很容易就在人格地位上出现不平等。因此，中国传统政治要求社会和谐、人人和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一定是不太需要慈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人人有出路、人人有尊严的美好社会。春秋时期著名的管仲在执政期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鳏寡孤幼得以安置，如果他管辖范围内出现了乞丐，管仲便认为是自己的失职。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如果一个社会火烧眉毛地急需慈善，一定是政府的失职或者不作为。如果一个政府能够公平、公正，施政的结果做到人人安居乐业，人人能够自己安排现在与未来，这个社会就不太需要慈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良性健康的社会对慈善的需求少；大量急需慈善的社会，如果不是因为意外，一定是制度上出了问题。

西方历史上为何会出现以教会为主体的慈善？因为西方社会从古至今，政权都受到利益集团的控制，或者自身就是利益集团。西方中世纪封建王权制度时期，代表国家权力的国王只能管一些贵族，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意思是说，国王代表国家权力，只能管贵族，管不到贵族手底下的农奴，因此，国王想给普通百姓做慈善都不行。西方现代社会这种情形依然很强烈，不同只在于，封建王权时代的土地世袭贵族，在现代社会变成了金钱世袭的资本家。因此，在欧洲中世纪，等级制度造成的永久不平等、不公平，会激化社会矛盾。为了化解矛盾，必然导致对慈善的要求。国王代表的国家权力不能做慈善，只能由教会来做。同时，教会的慈善也成为吸引教徒、扩大势力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有不同。中国传统的宗教生存主要靠社会布施，自身做慈善的能力有限。而西方教会是可以同世俗权力相抗衡的大地主，因此，西方教会也有做慈善的实力。教会成为与世俗社会抗衡的大地主，并不是一件好事。法国大革命时期，剥夺教会以土地为主的财产，是实现平等、民主等人权的重要内容。而拉丁美洲虽然制度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一致，但是，拉丁美洲依然长期处于贫穷状态。造成拉丁美洲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对于拉丁美洲的农民来说，他们没能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剥夺教会的土地财产，使得农民没有土地、土改难以进行。长期以来，教会在拉丁美洲这个新大陆掌握大量的土地，又用信仰控制着人们。因此，即便教会做慈善，也改变不了人们长期贫困的局面。到了现代，西方社会终于像中国古代政治一样，要求政教分离，因此，西方历史上原先由教会承担的慈善，一部分成为现在西方政府的职责，各种社会保障、福利便是体现。

事实上，当今西方政治所要求政府具有的“慈善”责任，在中国古代社会早就实现了。人所共知的“开仓放粮”，就是重要的体现。只不过，中国古代政治认为，那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而不是“慈善”，从而不需要人们感恩戴德。政府“开仓放粮”的救济行为，在西方历史上几乎见不到。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政治比西方先进得多，西方现代社会不过是学习了一些中国古代政治的原理、做法而已，还学得不像。如何不像？中国古代政府的“开仓放粮”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对于慈善、救济的一种要求。虽然中国古代政治要求“施仁政”，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依、幼有所养”、鳏寡孤老有所托，但是，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经常发生的国家，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即便每个人都被“授人以渔”，也难解燃眉之急。因此，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是：风调雨顺时，人人安居乐业，除了少数鳏寡孤老需要救济，一般不太需要慈善，因为人人都有可以自己做主的谋生手段（顺便说一下，中国民间慈善很早以前就很完善）。一旦发生意外，例如自然灾害，个体难以抗拒，政府就需要大力支持。在这种时候，社会上富裕的个人也会做慈善。这种慈善与当今西方社会的慈善便有了一个巨大的不同。由于救灾就是救急，在这种场合下，中国社会要求所有的慈善都是真金白银、真米实面、雪中送炭，而且要求立即到位。中国首善陈光标的做法，就是符合这一中国传统的做法。这种慈善容不得西方社会那种号称裸捐，实际上只是捐利息，或者承诺到死后再捐的“做慈善秀”。

简单说，中国古代的慈善就是，平时社会相对公平，大家安居乐业，所以不太需要慈善，或者说平时的慈善只是小范围、临时性的需要，针对少数有特殊困难的人；灾时大家齐心协力，真金白银地真诚帮助，共度难关。而西方社会的状况是，平时就贫富差距悬殊，慈善成为大规模、长期安抚的需要；灾时却磨磨蹭蹭，像前几年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那样，救灾慈善难以及时到位。东西方对于慈善的这种差异，在现代社会还造成一个差别。中国人从古至今，做慈善是不讲回报的，所谓恻隐之心、将心比心，人人助我、我助人人，就是中国慈善的本质。前文讲到西方历史上教会慈善的时候，提到过一个细节：教会做慈善有一个自己获利的动机，那就是更多地吸引教徒，壮大教会实力。教会慈善的这个交换条件，原因在于政教合一，教会希望掌握大量世俗权力。如果没有这种世俗权力，欧洲教会难以发动长达200年的十字军战争，以掠夺东方财富，也难以靠卖赎罪券而大发其财。西方历史上这种有交换条件的慈善，演变到今天，大资本家在做慈善的时候，同样有交换条件。政府的免税是明显的条件，获得社会地位和良好的社会形象，为自己在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形象涂脂抹粉，是隐形的条件。还有一些隐性条件更需要我们警惕.

人们在评论中国古代政治时，经常会说到朝贡贸易。现代不少人用西方的观点解读中国古代朝贡贸易时会说：中国古人太傻，与别的国家做生意，宁愿赔钱。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中国古代的朝贡贸易并非都是赔钱，更多是公平交易、各取所需。其次，朝贡贸易中的确有赔钱的现象，如何理解？这就是中国古代政府长期性地对中国以外地区、国家的慈善行为。中国古代政府对内可以“施仁政”，做到除了发生自然灾害，平时不需要太多的慈善，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政府管辖范围之外，做到这一点不太容易。古代历史上，中国周边地区长期比中国落后，中国古代政治的优越在于，经常以朝贡贸易的方式，对周边地区做慈善。这一方面是同情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平”这一整体利益。如果在国家关系中，国与国之间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周边穷国很容易会对富裕的中国形成武力威胁，因此，朝贡贸易这一带有国际慈善性质的行为，配合中国自身的武力后盾，是长期维护良好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蛮族入侵，这是另一个话题。

从历史上说，西方国家大致可以理解为，由于离中国太远，朝贡贸易的慈善没有恩及它们，才造成了他们对中国财富疯狂的贪婪。对比一下当今西方社会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或发达国家对穷国的慈善援助，当今西方社会比中国古代的落后就非常明显。近几十年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对穷国的慈善援助，没有一个像中国古代那样是真正的慈善，反而，无一不带有一系列交换条件，其中，尤以接受慈善援助国家的主权为最重要的交换条件。此类例子比比皆是，这里不一一罗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帕金斯的系列著作，《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经济杀手》、《一切都是骗局》等。如果说帕金斯所指出的慈善援助骗局主要还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行为，那么，伴随着西方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这种带有明显交换条件的国外慈善，现在也开始出现于西方社会的大资本家身上。在这里，我们要提一下西方社会近代极为猖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大约150年前在西方社会出现，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斯宾塞，其典型论断就是“适者生存”，他把自然界、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引入人类社会。斯宾塞反对政府关心弱势群体，反对慈善，我们引两段斯宾塞的话：“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看起来有点残酷，实际上却很温和的固有规律，那就是低等动物之间普遍存在的，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争斗状态。这种争斗状态，其实是非常仁慈的。这一结论，对很多可亲可敬的人们来说，会使他们很困惑。实际上，衰老的动物被其他动物吃掉，要比他们在病痛中苟延残喘，最终饥饿而死要好得多。因为，衰老的动物以那种方式消亡时，不仅使它们的生命在经受很多痛苦之前结束了，而且使那些强壮的后代有更多的空间享受生存的快乐。此外，那种新陈代谢的过程，也使那些获得猎物的动物得到了快乐。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食肉动物的捕获，不仅衰老的食草动物被吃掉，那些病、残、柔弱的也被清除了。这样的净化过程，以及动物交配期间普遍存在的恶斗，避免了由于弱势者的继续繁衍而使种群退化，保障了那些完全适应环境，因而最能产生快乐的族类的未来。”

斯宾塞所说的自然界、动物世界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关键就在于人不仅仅只是动物。人虽然有动物性，但人与人之间不能完全依据动物法则。中国古人在很早以前就说，人如果只按照动物法则行事，那就是衣冠禽兽。这么简单的道理，西方人在150多年前还不懂，至今也没有完全懂。我们继续看斯宾塞的另一段话：“我们必须召唤那些装模作样的慈善家们，阻止眼前的悲哀会给子孙后代带来更大的悲哀。那些为政府的济贫法辩护的人们也一样，他们看不见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社会不断地排除那些不健康的、低能的、缓慢的、踌躇不前的、没有信仰的成员。尽管有良好用心，但却欠缺深思熟虑的辩护者们所鼓吹的政府干预，不仅会停滞社会的自然净化过程，更会增加族群退化。因此，当他们急迫地要阻止我们周围那些实际上有益的苦痛的时候，那些自作聪明地感叹、愚蠢地呻吟的辩护者们给子孙后代遗留下越来越多的祸害。”斯宾塞的话说的有点拗口，实际上就是说，一部分人的苦难对社会是有益的，慈善只会给未来留下更多的祸害。这种观点发展到今天，就成为“贫穷是活该”，“贫穷是个人能力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虽然我们应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异的确是造成贫富差异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决不能像“社会达尔文主义”那样，把个人能力当成贫穷唯一的原因。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社会畅行了一百多年，它与种族主义密切相伴，也为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提供了理论，还为野蛮的殖民主义提供了看似不可动摇的自然规律作为理论依据。它所造成的后果有目共睹，本文不用再展开叙述。在这里只想说，如果某些人把西方的慈善当成是西方社会一贯的优秀文化传统，且不说从西方教会开始“有交换条件的慈善”，就说在西方实行殖民地、奴隶制的几百年间，所谓西方的慈善传统在哪里？斯宾塞等人主倡、达尔文本人也附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根本上就是否定慈善的。与“天堂不需要慈善”一样，他们否定慈善的理由，同样是要实现一个最美好的社会。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是，在西方人的这个“美好社会”里，只有他们自己那些“优秀的人”，而不像中国古人“老吾老、幼吾幼”那样，包括所有的人。

那么，当今西方社会为何在大力施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又开始强调慈善了？因为，西方文化所设想的任何一种“美好社会”都无法实现。不管是大力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美好社会”，还是种族主义专属性的“美好社会”，还是绝对平等的、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要么是幼稚，要么是狂妄，要么是幻想。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上述每一种理论的贯彻结果，都必然是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国内、国外都一样。因此，在导致了无产阶级永久性、长期性的不断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不得不用慈善来修正一下不公正社会制度所导致的结果。然而，它并没有从源头上消除不公平、不公正，从而使得世界性的不公正难以消除，所谓慈善成为一种长期性必然的存在。回到前面的观点：一个社会越是需要慈善，就越是说明这个社会在源头上不平等。中国古代“嗟来之食”的交换条件只是一种人格上的高低，还没有实质性的交换条件，中国古人尚且不要，当今附带一大堆显性、隐性交换条件的西方慈善，说到底，不过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美化，不过是把肉食动物打扮成“狼外婆”，骗小孩子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不能“不问动机、只问结果”。当一些人总是把中国人的道德描绘为虚伪、伪善的时候，我们为何不针对西方的慈善同样发出严肃的质疑：是否虚伪？是否伪善？如果我们看到，当今世界严重的贫富差距正是那些大喊慈善的人造成的，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世界首富”们在获得财富的时候不是那么心狠手辣，而是给更多的人留一条活路，何必还要扮演“世界首善”的角色？你把别人抓鱼的权利都剥夺了，所有的鱼都归了你自己，再分给别人一条小鱼，为何你不让别人像你一样拥有抓鱼的权利？用一个例子来说，这种慈善就好比对别人实施了抢劫，然后又给被抢劫的人留了一点回家的路费。居然还要被抢劫的人感恩戴德，天理何在！难道要人们长期靠“嗟来之食”维生吗？

中国慈善的一个缩影

(2010-10-0422:59:54)

前不久，为了配合全国文明城市的建设，我等一行人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去了一趟湖南长沙，了解、感受了一些情况。长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样是一个勇于创新的城市，长沙自己提出的口号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颇能代表这个城市的形象。几日连绵小雨中，走马观花，看了不少，听了不少。长沙的慈善工作，也是内容之一。

昨天的文章提到西方历史上以教会为主体的慈善，进入现代社会，一部分转为了政府的职责。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政府长期都承担着西方教会的慈善工作，只不过，中国古人比西方人更早地将政府的这一救助、救济工作视为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因而从不称其为“慈善”。西方社会只是到近代，才将历史上教会做的慈善接过来，成为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如今我们说慈善，当然就不是说政府，而是说民间。道理很简单，凡是政府该做的，都不应叫做慈善。比方说孩子上学，义务教育本来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如果不能尽职，反而大力推动慈善办学，这并不值得夸奖。这也是昨天文章所说的：如果政府做得好，社会对慈善的需求就不太大；如果在非意外情况下急需慈善，一定是政府失职，或者制度有问题。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政府的救济或社会保障即使再完善，总会有遗漏或照顾不周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统一的制度规定未必能适应千差万别的社会现象。所以，一个正常社会的慈善应该是，在政府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或者提供基本保障的情况下，民间慈善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长沙的慈善工作基本体现了上述观念。

10年前，长沙市的一些工商业者组成了“长沙慈善会”，基于做慈善不讲回报的中国传统，我没有看到“长沙慈善会”完整的成员名单，只通过其中个别成员，了解了“长沙慈善会”10年间做慈善的大致情况。长沙市的这些工商业者10年来所做的慈善，有一方面是遭受自然灾害、临时有难时的赈灾募捐，还有一方面就是针对有特殊困难群体的慈善，成为政府工作的辅助手段，以体现老有所养、幼有所托、残有所靠、困有所帮、贫有所扶的传统美德。

比方说上学读书问题，即便政府的义务教育推行的比较全面，但政府所能做的，一般也只能是免除学杂费，孩子上学总会涉及到生活费。尤其是高等教育，已经超出了政府义务教育的范围，一些贫困家庭往往会因为无力承担孩子的生活费等费用，使得有前途的孩子不能进入学校或完成学业。“长沙慈善会”便在这方面做出了实际贡献。10年来，他们一共帮助了8000多名贫困家庭的孩子，还通过宣传，使得1000多名贫困学子得到爱心人士的定向资助。

对于社会底层的贫困家庭，政府会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但是，限于条件，目前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一般只在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的最低保障，还在逐步建立中。“长沙慈善会”便把农村地区的特困户当成帮助对象，具体做法之一是，给无房户、倒房户定向发放建房补贴，使得他们至少有一个适宜的安居住房。这也体现了民间慈善与政府工作的关系。慈善只应该是救急，所以要求真金白银地立即到位。彻底让这些农村贫困户摆脱贫困，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如果政府让民间慈善把农村贫困户养起来，这就成了政府推卸责任，其结果要么是伤害了民间慈善，要么是政府放弃一部分权利，把权利交给民间慈善，从而使得慈善走样成为“有交换条件的慈善”。

我国政府目前对民众的医疗保障不尽如人意，在经过医疗市场化的反复后，社会基本医疗保障系统开始逐步建立。即便今后全民基本的医疗保障系统建立完成，具体而言，还是会阶段性地遇到一些问题，比方说一些特殊的疾病是否纳入基本医疗保障系统，至少在全部免费医疗实现之前，还是有难度的。因此，“长沙慈善会”的另一项内容就是针对某些特殊疾病，例如未成年人先天性心脏病，某企业一次性捐助1000万元，计划每年救助100名有先天心脏疾病的儿童。

“长沙慈善会”的成员中有一家香港企业，企业负责人张青女士原籍是湖南，因而也回到家乡开办企业。她每年都要带着全体员工去一趟韶山。这位女企业家所做的慈善项目很多，我只说其中一个。这位湖南籍的女企业家张青在长沙市的一个开发区内，计划5年内捐资3亿，建设一个50万平方米的廉租房社区，能够进入廉租房社区的，都是来到长沙的农民工。目前，第一期项目的搬迁、平地已经完成。其中有一个细节尤其令我注意。这一廉租房社区的搬迁费用有两部分，一是按户算，二是按人口算。每户人家的搬迁费就是每户的搬迁费加上每户人口费用相加的总和。项目负责人指着一处尚未拆迁的房子告诉我，那不是钉子户，而是一个怀孕妇女的住家。这一慈善项目允许这位怀孕妇女暂不搬迁，等到孩子降生之后再搬迁，目的只是想让这户人家多一份搬迁人头费。必须指出的是，所有的搬迁费，都来自于这个企业家的慈善捐助。我特意问了一个问题：该廉租房小区建成后，产权归谁？回答说：产权完全交给政府。

这个廉租房小区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前几天我的一篇文章提到，大量农民工进城，是造成住房刚性需求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廉价劳动力这一国际竞争优势的定位，又使得农民工的收入只能对飞涨的房价望而生畏，大量农民工只能住在简陋的住房里，很多还不得不与父母、子女分离，有的连夫妻都无法经常团聚。这个廉租房的户型设计考虑到了农民工的家庭需求，小区配套设施也考虑到了孩子教育问题。将来的入住对象是全长沙市范围内的农民工，这样的慈善项目非常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说实话，在全国范围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当今房地产市场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时，这位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与众多的房地产商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一般商人眼里，这样的项目很容易赚钱，而这位企业家3亿元的大额资金，只是为了回报家乡父老。由此我们也看到，中国并不缺乏慈善精神。如果说西方慈善是有上天堂的信仰诱惑，那么，这种诱惑说明，西方的慈善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也等于是“有条件的慈善”。而中国传统精神下，慈善真的只是为了他人，是一种真正的爱心。所以，在西方社会的世界首富、“世界首善”面前，中国人不该有自卑心理，中国人不用世界首富来教我们如何做慈善。

黑社会与慈善

(2010-10-1612:10:09

慈善具有迷惑性，黑社会尤其明显。现代资本主义催生大量的黑社会，在黑社会早期，很多还只在街头打打杀杀、争抢地盘，关注形象的不多。到了黑社会里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越来越多时，黑社会也开始注重社会形象。黑社会高层往往把自己与底层的暴力犯罪分隔开，虽然底层的暴力犯罪依然是高层指使，但黑社会高层总要想办法避免自己直接受牵连。然而，黑社会高层也有不同的状态。有的黑社会高层喜欢隐姓埋名，有的则喜欢抛头露面，例如接受媒体采访，出版自传等等，包括经常炫耀财富，以及大做慈善。

美国纽约以前有一位黑手党老大经常穿着睡衣上街，看上去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头，人们甚至以为这个老头精神不太正常。他的继任者住在很差的房子里，开一辆很差的车，每个月居然还向政府机构领取500美元的社会救济金。但警方和媒体认为他就是黑社会“教父”级的老大。这位老大的儿子对媒体说：如果我父亲有钱，我们还能过这么糟糕的日子？事实上，纽约这个黑手党机构采取的这种方式，只是想避开警方的注意，因而也被美国媒体称为“最安静”的黑手党，比方说，这位黑社会老大从来不用电话布置工作，他只是在街上与手下“边走边说”。他上街一趟，先后要同很多人走着“耳语聊天”。或者某个手下搭他的车，走一段路就下车，再换其他手下上车。美国这样的黑社会只是竭力不想引人注目。

美国还有一些黑社会则非常张扬。例如芝加哥黑手党的老大卡彭，当年就是一个大慈善家。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卡彭扮演了一个“对社会负责”的形象。他在人多的大街上开了一家店，每天向失业者免费提供食物。据统计，卡彭一共施舍了12万份食物（以一顿饭为单位）。过节期间，卡彭还有特别施舍，他曾经宣称自己掏钱送给穷人5000只火鸡，谁也没有去证实。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美国的慈善很多都有张扬的特点，即“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个特点就来自于黑社会。卡彭每次做慈善，都必定要通过他的势力，让媒体来报道，他自己也会接受采访，表示自己对大批失业者极为关心。美国另一位黑社会老大总是要让手下安排一个巧合：当他给街头乞丐施舍的时候，“正好”被媒体记者看到，并拍下照片，留下感人的画面。

然而，卡彭依然是一个杀人无数的暴徒，甚至他的慈善也是威胁使用暴力的黑社会手段。例如卡彭对失业者的施舍，他自己并没有掏出多少实际的钱财，而是利用他的打手们，通知各家店铺、商铺，免费“调拨”各种食物，最后由他获得慈善的好名声。如果有的商铺（比方提供面包的小老板）说：我自己不能直接做慈善吗？为何要免费给你，让你去做慈善？那么，这家店就会遭到黑社会的暴力骚扰。这也是我在以前文章说过的，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慈善，都有“用别人的钱做慈善”的特征。比方说用股票利息或投资收益做慈善，本金还归自己。实际上，很可能亏了钱的小股民，最终接受了慈善家的施舍。所以，本质上说，慈善家用来施舍的钱，很可能就是被施舍对象本人的。当今慈善家像黑社会慈善一样，自己并没有实际拿出多少钱。

“用别人的钱做慈善”还有一个典型就是开“慈善演唱会”，说是门票收入都用来做慈善。这种方式的源头也是美国的黑社会。黑社会头领经常会召集众人参加“慈善舞会”或“慈善宴会”，谁敢不来？参加这种慈善聚会的“份子钱”有门票，也有当场捐款，或者拍卖一点无聊的东西，最终的慈善收入常常是一笔糊涂账。美国总统也经常用这种方式赚钱，例如，与美国总统吃一顿饭，有明码标价，早中晚饭各不相同，众人聚餐与小范围用餐价格也不相同。巴菲特还把与自己吃饭的“机会”进行拍卖。不同在于，黑社会的方式有一部分是借助于人们的害怕，“惹不起”，不得不来；而美国总统、巴菲特之类则利用了人们攀附权贵的心理。事实上，攀附权贵的心理在黑社会的慈善活动中也存在，社会上想巴结黑社会老大的人也不在少数，还有一些在黑社会笼罩下的人则希望通过让黑社会老大满意，来保证自己的生意不受影响。

如果说美国的慈善很多都是有条件的慈善，那么，这种状况也与黑社会慈善有密切的关系。一般“白社会”做慈善的条件，比方说是免税，黑社会则复杂一点，关键在于塑造黑社会良好的社会形象。同时，黑社会的慈善活动还会邀请很多政客、名流参加，等于是在慈善的名义下，把自己的身份“洗白”，还能与很多政客拉近关系。例如，政客在选举的时候需要资金，黑社会当然会提供便利，包括拉选票。因此，美国很多黑社会的头目都有慷慨解囊的好名声，只是当初他们还没有发明“裸捐”这个词。如果黑社会老大说自己“裸捐”了，谁敢不信？谁能不信？

然而，慈善的形象并不能改变黑社会的本质。人们常常说，西方人因为信仰上帝，死后要上天堂，所以有慈善的传统和文化基础。的确，美国黑社会也经常给教堂捐钱，人们甚至找不到黑社会给教堂捐钱的“回报条件”，这种慈善一般也不是“用别人的钱做慈善”，而是黑社会老大自己掏钱。美国有一位黑手党老大，定期要到教堂做礼拜，每次去都会捐钱。有一次他听说教堂遭遇了小偷，教堂里一件值钱的东西被偷走了。这位黑社会老大立即发动手下，找到了小偷，要回了教堂的东西还给教堂，并将这名小偷打死。这位黑手党老大解释说：我给教堂捐钱，教堂就等于是我的，从教堂偷东西，就等于是偷我的东西。所以，对于黑社会来说，天堂也是他个人的。

黑社会做慈善几乎没有隐姓埋名的，几乎一定是竭力张扬的。简单总结一下，黑社会做慈善有如下几个特征：一，大肆张扬，生怕别人不知道；二、用别人的钱做慈善，为自己贴金；三、夸大或编造自己的慈善力度；四，利用慈善的名声达到其他目的；五，公开的慈善与隐藏的暴力同时存在。美国黑社会慈善的上述特征，在今天美国“白社会”的慈善中，都有不同程度地体现，区别较大的只在于“暴力手段”或“暴力威胁”。但是，黑社会使用暴力常常为了达到垄断，“白社会”同样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方式方法与黑社会不太一样而已。因此，当今美国社会的慈善，与黑社会的慈善有很大的渊源，这就是美国式慈善看着让人不舒服的原因。

慈善与公平竞争

(2010-10-1923:20:05)

均贫富的社会是不需要慈善的。但是，均贫富过于理想化，难以实现或长久。尤其是，均贫富的社会最大限度地排除了竞争，使得人们的创造力受到抑制，社会活力减弱。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有竞争，但不应该是无约束的自由竞争，而是“有控制的公平竞争”。既然有竞争，就会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对于政府来说，给予竞争的失败者、条件欠缺者以适当的保护和救济，以维护良性竞争的补充条件，也是给予人们重新投入公平竞争的保障。在这里，政府的行为不是慈善，而是义务，是维护社会相对公平的必要。但是，政府即便有再完善的制度，也难以面面俱到，再加上自然灾害之类临时的困难，民间慈善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慈善是在政府能力所及之外的民间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是辅助，而不是社会的主导地位。

有贫富差异的社会就需要慈善。但是，贫富差异到什么程度才是能够容忍的？当我们说“一个社会应该有竞争”的时候，会带来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竞争？原则上说，我们需要相对公平的竞争，然而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竞争，很多都是不公平的竞争。从社会形态上说，等级制度是不公平竞争的典型。等级制度下，高等级的人生来注定就是成功者，低等级者再怎么努力，也依然注定是失败者。在这种状况下，慈善有什么意义？比方说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后的几百年间，长期存在大批的奴隶。今天很多崇拜西方的人说，西方的宗教传统是他们慈善的源头。在美洲奴隶制没有废除之前，西方宗教在美洲同样也做慈善，这的确是他们的传统，但有什么意义？那种慈善不过是维护不公平竞争的工具，不过是给失败者的虚伪安慰和精神麻醉。

对于今天来说，像奴隶制这么明显的等级制度不存在了，但是，不公平的竞争依然存在。当今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就是这种不公平竞争的体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与那些崇拜西方的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认为，只要让政府更多地退出，让私人资本更多地介入，就会出现社会公平；而我认为，政府不应该只是退出，而更应该以公正的姿态进行协调、控制，才能实现社会公平。任由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社会不公平只能愈演愈烈。换句话说，能与私人资本抗衡并保障社会公正的，只有政府，而不是普通民众，连工会都很难与私人资本抗衡。西方所谓“民主”的一人一票，也无法避免私人资本主导的不公平竞争局面的出现。因为，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金钱的力量使得有钱人拥有比穷人更大的社会权利。某种程度上说，一人一票的民主，不过是政治上的慈善，是对不公平竞争失败者的政治安慰，而不是公正。

当今中国政府确实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造成这一现象有一部分的确是政府自身的原因，但不可否认，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私人资本所造成的，或者说是政府对于私人资本的矛盾态度、模糊认识造成的。私人资本的放肆和失控是当今中国社会不公平竞争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局面下，继续要求政府退出，并且把政府退出之后的空白领域，更大范围地交给私人资本，我认为，那将肯定不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实现，只会导致社会更加不公正。在这个时候，一些舆论要求私人资本有善心，拿点钱出来做慈善，无非是安慰一下不公平竞争的失败者。安慰之后，私人资本的不公平地位依然如故，社会不公正的局面在根本上并没有改变。这就好比奴隶主或者教会给奴隶一点小恩小惠，一点关心，对于根本改变奴隶的处境无济于事，奴隶依然是奴隶。奴隶主在不公平竞争状态下的慈善，无非是让他们继续拥有不公平条件的保障，无非是瓦解奴隶造反的缓兵之计。它比强力镇压奴隶造反是要柔和一些，但它并没有解放奴隶，它还是在维持奴隶制这种不公平的制度。这就好比说，私人资本的猖狂，有一部分原因是政府腐败造成的。以慈善来消解人们的怨气，对于解决官商勾结的腐败并没有作用，反而可能让这种腐败更加心安理得地存在下去。

奴隶制下的慈善是较为极端的体现，但是，这种虚伪的慈善，在今天的资本制度下，依然隐隐约约地露出了尾巴。中国的广大民众已经真切地感受到私人资本的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于是，一些私人资本的“军师”们发现：当今中国社会由于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非常严重，民众已经对有钱人产生了抵触和厌恶。以前，“军师”们只是想从理论上做工作、做文章，企图瓦解民众的“仇富”心理。但是，嘲笑、挖苦、讽刺、批评中国百姓的“仇富”，在中国没有起到作用，中国老百姓不那么容易被“军师”们欺骗。眼见无效，私人资本的“军师”们便转身劝解资本家拿点姿态出来，出点血，以慈善这种实际行动，缓和民众的“仇富”。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让不公平竞争得以延续，甚至以慈善的名义，为私人资本换取更大的利益。所以，当今中国的慈善，除了遭遇自然灾害时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捐献举动（这种举动甚至比西方国家的民众更普遍、更真诚），在一些其他场合，常常是为了维护私人资本既得利益、延续私人资本不公平竞争的美丽装饰。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应该认识到：改变不公平竞争的局面，比让不公平竞争的既得利益者掏点钱做慈善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从制度上避免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的私人资本大垄断者的出现，比癫狂地讴歌比尔-盖茨、巴菲特做慈善更重要。前几天的文章说到黑社会的慈善。实际上，黑社会比守法经营者更有做慈善的愿望，因为，黑社会比合法经营者更急于洗清自己，因为黑社会就是社会不公正的得利者。对于民众和社会来说，如果我们仅仅是盯着黑社会的大佬问：为什么你不做慈善？等于是肯定了黑社会大佬的既得利益。我们更需要的是——揭露黑社会的真相，打击黑社会，从制度上避免黑社会的不断出现，实现广泛的公平竞争。如果我们只是要求黑社会多做点慈善，那就是上了黑社会的当，那正是黑社会求之不得的，它就可以长期地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