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教育革命推动新中国人民性政治

新中国的人民性怎样实现的？我认为它主要通过三场革命，即有声革命/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无声革命/教育革命。

一是有声革命，即革命战争，通过枪炮打下人民江山；二是土地革命，中国历史上政治模式最大问题是，土地占有极其不平等，新中国通过土地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三个革命是无声的革命，李中清教授研究过去150年中国精英教育的变化，发现一些基本趋势：

从1865年到1905年之间，中国的教育精英，有70%出身于官宦家庭，江南和珠三角地区的富人家庭；

第二个阶段是从1906年到1952年，这个阶段中国教育精英的构成来源，非常接近于资本国家的性质，就是大概有60%的教育精英，来自商人和地方专业人士；

第三阶段，1953年到1993年，就是李中清讲的无声的革命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有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于中国的工农无产阶级家庭，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

这个趋势，在第四个阶段又有一些新变化，从1994年到2004年，大概有50%的教育精英来自于城市的富裕家庭，或者一些特定重点高中。（见民力网文章《超级中学垄断一流大学高考入学资源》）

这些数字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1952年后新中国主要阶段，我们通过这种无声革命，通过人民掌握国家，人民掌握知识，然后对人民进行教育这样一个过程，继承了我们历史上由知识来决定政治权力分配的传统，同时通过我们的人民性，把这种知识分配有意识向人民倾斜，由此导致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一场社会流动和社会平等化的进程。

我个人出身于三线城市国企，完全是通过学习、考试，考上了大学，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实现了一些小理想。中国在整个历史时期里，从新中国诞生以来，一直到现在，有无数我这样的人，从农村，从城市，从工厂，从边远地区，我们不断通过教育，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身份，然后参与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精英群体里，我们这个制度具有很高的人民性。

但是它是面临考验的，我90年代上学时，我同班同学里有很多，可以说超过一半是来自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孩子。现在我在大学里当老师，我发现这个比例已经发生大的变化，我们现在在复旦大学，在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里面，出生于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孩子可能就比较少了。（可参阅民力网《工农家庭出身重点高中生比重30年来降四成》）

当然首先这是城市化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他也提醒我们，要不断反省我们这个社会有没有出现这方面问题的危机，将来我们这个社会，是能让大家继续通过拼考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寻找上升空间，让社会流动起来，还是说固化到去拼爹，去拼房产，这是对我们人民性的重大考验，共产党这方面需要有清醒认识，需要解决这方面问题。

我不认为某种政治制度，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所有制度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对任何政治制度，政治模式，只有打破教育财富和权力垄断，让社会和人真正流动起来，才能保鲜，才能跳出政治周期律。（本文系《范勇鹏又见中国：政治人民性》视频里范勇鹏言论的文字整理，略有不影响原意的整理；视频发布日期2018-06-08。）

附录1：《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作者: 梁晨 / 张浩 / 李兰 / 李中清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3-8-1

辅助：《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

内容简介：

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

新中国高等教育生源开始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阶层的子女逐渐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了这一变革的出现。这场革命虽然不及社会政治革命那样引人瞩目，却同样意义深远。受教育者本人在实现命运转变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和地方精英的身份构成，传统社会中封闭的阶层关系和结构被彻底改变了。

本书利用1949—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的翔实材料，力图将这一革命及其成就呈现出来，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附录2：李中清：教育机会在全世界都很不公平，中国高考是例外（2013.10）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主要结论就是中国高考制度对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现在国内很多人都在批评高考制度，当然它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但研究认为，第一，高考相对客观；第二，因为它相对客观，所以缺乏条件的人就有可能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这样就保持了学生社会来源的多样性。

机会公不公平是比财富积累更重要的问题，因为教育机会在全世界都是很不公平的，但是中国的高考是一个例外。

中国社会现在的收入分布很不均衡，最近十年由于各种原因财富的积累很不公平，但至少高等教育因为高考、像北大这样国家精英大学也必须在高考体制下统一招生，至少机会是比较公平。当然说绝对公平是不实际的，但总的来说比别的国家、比中国以前要好很多。

社会的公平与否，教育机会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对于那些没有条件的人，如果他们能够考上大学，这将是他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让他们可以往社会上层流动。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期，中国的收入不均衡的变化速度，就像从瑞典到了巴西那么厉害。而且中国最近十年财富分配也迅速从公平发展到不公平的阶段，所以，在中国社会大家都对这种不公平相当敏感。在高等教育领域，这十年也可能有这种不公平的变化，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人们认为，教育的状况也应该是大同小异。大家这么认为我觉得不奇怪。大家都认为，至少高考（在教育公平方面）还应该比较客观，所以如果高考也不客观的话，那么中国的整个制度太过于和西方接近了。大家都会担心，这会怎么样。

坦率地讲，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也以为北大会越来越像哈佛大学，实际上（研究结果显示）它比哈佛大学公平太多，这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但这是个很好的现象。

加州理工学院的招生我大概参加了有七年，而且本科生转校生录取委员会的主席我也做了三、四年。美国高中生进入大学有一个SAT考试，我记得在90年代初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计算，看看加州理工学院一年级学生的成绩和他们SAT的数学成绩是否相关，后来我们发现，虽然基本上不相关，但满分800的数学如果他们的成绩低于780，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能毕业的可能性会增加300%。所以我们因此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不收任何SAT数学成绩在780分以下的学生，除非他有物理奥林匹克奖之类的成绩。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在美国相对客观的录取线，以便录取更多的成绩更好的学生。

后来我们去问麻省理工、哈佛、耶鲁等等，考入他们学校的学生家庭的年收入是多少，我们还把加州理工学院录取改革前和改革后学生家庭收入状况作了比较，结果发现，我们有了客观录取标准之后，我们的学生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数忽然降低了好几万美金，而且比斯坦福、哈佛、麻省之类的学校，我们收的孩子就比较穷一点。所以我就觉得，看起来美国的精英教育制度不是很公平，或者说它重视的不是孩子的数学能力，而是别的东西。（民力网《牛津大学将停招工人家庭学生》、《大多数米国人可能会上不起大学了》即为佐证）

中国过去有科举制度，后来有高考制度，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是在西方的传统之外，所以我很感兴趣想知道，到底中国和西方比较，在教育公平问题上会一样还是不一样。

我们还没有对2003年之后的数据进行研究，有很多原因。我们是1998年开始去申请这些材料的，2002年左右学校全部允许我们做这些研究，能做我们觉得相当幸福，因为两个学校的领导相当支持这个项目。可是之后国内财富积累、社会不公平问题日益加剧，大家都很担心这些现实，所以没有人愿意我们去研究这些年的变化。我们知道最近十年肯定不一样，因为国内发展变化的速度实在是很快，几乎每几年就会有很大的转变，比如最近很有趣的现象是，很多很好的重点中学的学生根本不参加高考，直接上国外读书，这也是最近十年才特别热的现象。由于社会变化很快，有可能当我们做完这个分析的时候，现在的情况已经有变化，我们当然希望继续做，但是我们也不着急，等着时间过去很多东西就会变成历史，一变成历史就会不那么敏感，政治化的因素也会变少，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地去理解。（本文摘录整理自观察者网《李中清：教育公平 高考最佳》一文，主要处理是略去其中的提问者问题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