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疫志愿者自述极端窘境：资本化社会面临危机时能弱到什么地步
立青 次2022-04-14 09:24:00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现在我正在面临可能是人生中最纠结的一件事：
就在昨天晚上，我们被通知楼里有阳性病例，病例已经被带到方仓去了，我们楼开始了新一轮的封控期，同时，也冠上了小阳楼的称号。
而我也从一个普通的，因为居民团购没人帮忙搬运的志愿者变成了一个小阳楼里的志愿者。现在的我和我其他的志愿者朋友们，都是这栋楼的居民，也都增加了自己是否暴露过/将暴露在阳性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我就用流水账的方法，记录我作为一个普通居民到小阳楼志愿者所看见的一些事情，描述一下这次上海疫情中，普通人视角里的上海疫情管控。
一、疫情之始
最开始的疫情管控是3月中下旬的时候。当时上海疫情已经开始抬头，但是基于对上海之前处理疫情能力的信任，这次大家一开始都并未非常重视，很多人只是应付应付小区组织的核酸，然后各回各家。
为啥我用了应付这个词？
因为彻头彻尾，每个人，似乎都在应付。当然，这里我只针对我自己小区的情况，不针对任何特定群体。
1、居民在应付。居民做核酸完全出于自发，可做可不做，没有人会登记你是几栋几户，只有一个码而已。而居委会的应付更是把居民的应付推高到另一个层次：
2、居委会在应付。六个核酸监测队伍，居委会组织大家在室外一片相对空旷的地方，人挨人，人挤人地排60个人，然后一个个去检测。这种排队方法怎么能够避免二次感染？明明很多地方翻车了为什么还会这么检测？当我看到大白衣服下一个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是老叔叔老阿姨，甚至都看不到几根黑发的时候，我也不愿再去多和他们争些什么；
3、甚至部分医护都在应付。我做了三次小区集体核酸，三次采样的位置都不同：第一次是草草地在我口腔两边腮帮子的部分划拉了一下就结束了，第二次是腮帮子和喉咙口很浅的地方，只有第三次是在喉咙较深处。试问这种采样结果保险么？
这个局面一直到后来外地医护进驻以后才变成了每户登记，间隔两米的科学检测方法，采样也明显严谨了很多。
但是病毒的传播是不会应付的。毫无疑问地，小区封了。没多久，上海也封了。
同时物价也疯了，上海的居民也疯了。
二、疫情蔓延
三月底开始，疫情的阴云越来越浓，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四位数日增数字。我们小区先于上海封闭，小区刚刚封的时候，我还抱怨过送货怎么到处都关店，买几单东西送了两个小时。谁知道这变成了目前为止我最后一次能够叫到外卖小哥。
这次买到的货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一直到4月7号，我和我同住的两位室友都靠这批货和小区发的一批物资熬了过来。但是我们也发现菜确实不多了，这时我们在跟小区其他居民沟通的过程中发现楼里有个团购群，于是加入了进去。
正逢第一次团购收货，老小区老居民多，搬运物资的人少，作为壮年男性我第一时间报名，开始了我的志愿者工作。
这段时间上海的物价我也只能以离谱来形容。不是说买不到东西，但是绝大多数团购的价格都真的离谱，在这里我给大家看看我们楼里团到的一些东西：50元的蔬菜包（见下图），250元六斤的猪肉，138一份平时大概40块钱的酱醋盐套装。虽然也有价格相对合理的东西，比如75元的一公斤大红肠，60元十斤的大米，60元30个的鸡蛋。但是总体物价比正常情况下翻了两到三倍是起步的。
但是就这样还要抢，还有很多老人因为错过了一次两次的团购在群里四处求助，也有宅在家的年轻人在只剩三个土豆的时候迈出家门去向居委会求助，但是总体而言，贵虽贵，团购进展一直比较顺利，居民配合度也很高。只是很难想象，那些收入在平均线以下的人，到底要怎么才能活下去——
毕竟社区没发太多东西。
社区大概是四月二日第一次发了一批蔬菜。量不大，但是蔬菜说实话挺新鲜，不过整包东西里没有肉，没有主食，唯一的蛋白质就是火腿肠，30多克*8支装。这让我第一次对上海物资分配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第二次发放已经是十天后的前天，这次我拍了个照留念：
这次发放有肉了，但是总得来说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主食发了450*3的面条（白象的面，好评），然后手撕鸭和酱肉大约就是三个人一顿的量。
我们小区还算好的，发了两次。据说有很多小区只发放了一次菜。我上海有个亲戚家则更是有趣：一栋楼52户人家发放3袋米。注意：不是每户，或者每层3袋，而是52户加起来三袋。
这么一解释，大家就知道我们社区团购的必要性了：光靠居委会发放的那点菜，是会饿死人的。
先介绍一下我们团购小组的背景：
这个团购的组织+搬运的人一共8人，基本负责整栋楼（25层，一层8室）的全部团购需求的统计和递送。这些人没有居委会背景，但是在居委会进行过登记。
其实整个团购工作没啥好说的，团长天天在家里接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联系各种各样的资源，看看能不能团更多的东西，其他人主要负责搬运和送达。
但是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自己不注意，除了医用一次性口罩以外，是完全没有防护的。
大约一周前，楼里居民凑了6000多元，给我们这些志愿者买了一批防护物资，我们购入了25套一次性防护服还有一小批口罩、酒精、手套等物资。但是事实上，对于防护工作有了解的人应该清楚，这些一次性产品没有正确使用其实跟没穿没什么区别，而事实也证明了我们这些志愿者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甚至连正确穿戴都做不到，更不要提脱下后集中处理一类的问题了。
可是当时我们并不是小阳楼，所以其实这个问题虽然令人担忧，但是却停不下我们的工作步伐：
经常有货半夜12点以后到，发完已经是凌晨2点多；楼里两个电梯本来就坏了一个，之前另一个也罢工了，正好碰上发放易腐败的红肠，于是我们爬楼送了11层以下的居民，送完正好电梯修好了又送了11层以上的，听着居民们一个个的谢谢，我们还是有一些成就感的，直到小阳楼的事实把这种小小的喜悦之情打成了无尽的担忧。
三、变成小阳楼以后的魔幻现实
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小阳楼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变成小阳楼以后是要高强度检测，还是降低检测强度？
我知道大家都觉得是前者，但是实际却是后者。
因为现在是小阳楼了，所以之前接触过阳性病例的志愿者全部撤下了，所以抗原检测的试剂盒现在堆在楼下无法发放。
无法及时发放和收集这些试剂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还有新的病例，作为志愿者我们无法及时获悉。
而我们目前并没有封户，所有居民理论上都可以在楼里乱晃，很多居民还是有在走廊上抽烟甚至聊天的习惯，而可能产生的阳性环境时时刻刻威胁着作为志愿者的我们。
所以：
本来应该是封户——发放物资——及时发现并转运病人——憋14天解封的科学封控链条，
变成了
不封户——物资自己团购——志愿者发放——病人无法及时发现——未发现的病人带来二次传播的风险——二次传播被检出后再重新封14天的这个流程。试问病例怎么会不增加？试问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
而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志愿者变成了最危险的那一部分。
说实话，这个志愿者群体里没人是因为钱来干这活儿的，况且这个工作也没钱赚。
团长是一家公司的老板，我自己是一个小电商公司的负责人，其他人工作也都能很轻松地满足生活所需，如果是为了经济利益，不会有人来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
但是现状就是：我们继续做志愿者，只会增加自己的暴露风险；而不做这个事，楼里总得有人来做，否则那么多人的吃喝都不能保证了。
这是一个两难的悖论。
风险其实无所谓，只是我想发问：为什么基层对于及时发现病人仍然这么不上心？效率为什么还是这么低下？
这个问题可能要留给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去解决，又或者永远不会有答案。
四、上海这次基层工作的几个突出问题：
1、党组织的模范先锋带头作用严重缺乏。
是的，我知道大家都在观察者看到了一个新闻：上海已有70多万党员向居委会报到，但是我想请问：上海的居民们，你们有谁在自己小区里看见党旗了么？甚至其他地方的朋友们，你们有谁在上海的新闻里看到党旗了么？
没有党旗的党员工作，就是针对党员这个群体的苦力抽调而已！！这种工作既不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吸引更多党员参加，又不能为党的工作做好宣传作用，更不能让居民在困难的时候及时找到组织求助，所有压力最后都在半拉子的居委会烂掉！！
有人说没培训过的人没啥用，我就想请问：哪怕征集三轮车让精壮党员去运货，上海问题都能缓解多少？！
2、过度依赖市场化
在疫情这种特殊时期，还寄希望于市场化调节能够起作用，对于居民而言，尤其是那些收入不高的居民而言，无异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现在上海的购物渠道不是楼下的某家店，而是一个你可能除了疫情期间而外永远接触不到的供应商。如果楼下的超市坑了你，你未来还能用脚投票，甚至上门找事儿都不是不可能，但是流动渠道可不一样。
而现在的上海居民对于那些流动渠道奸商而言，就好比聊斋里的狐妖之于书生：在书生最需要的时期出现了，狠狠地爽了一把；在书生功成名就后，就会原地消失，书生不用负担任何责任。
这种理想顾客只会在这种特殊时期出现，而如果你是奸商，这时你最期待的是啥？是疫情最好永远别结束，封控永远进行下去，当收益和责任不用划等号的时候，不要用金钱去考验任何一个商人的良心。（马克思说过，当……300%……践踏……）
3、最重要的，从始至终的决策思路一直在变，从来没有真正下决心。
三月底的时候，口径是“上海绝对不能简单封他个几天，否则会影响全球”；
又过了几天，又变成了：在“清零”和“躺平”之间选择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
而之前疫情已经蔓延开了，前面的那个说法不恰恰就是想要寻找第三条路么？！
今天看了一篇文章说得好：
如今的上海就是内地的香港，其本质是一座服务于资本的城市。它曾经拥有的服务基层的能力随着第二产业的占比降低和外迁变成了历史，然后在金钱购买服务的逻辑下基层的服务能力变成了花钱外包的简单工作。
而当服务的最重要的利益变成资本利益的时候，人民利益势必会被抛在后面，至少不会再排在第一位了。
这次疫情很好地反馈出了上海，这座中国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最脆弱的软肋，也证明了资本化社会在面临危机时，统一组织协调能力能弱到什么地步，即使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上海疫情物资供应成了鬼样子：群众饿肚子要造官僚反，是倒逼清零政策吗》
网友讨论：
天生吾战
现在是涝的涝死，旱的旱死，嫁在徐汇区的妹子现在物资一天一发，粮米面牛奶蔬菜，还越发越多，蔬菜吃都来不及吃，妹子说前几天上面来视察了。忍不住想问问，现在发的物资是不是本来就是配给她们的，如果是，为什么突然增加这么多，如果不是，从哪来的？我这是郊区，发过一次免费礼包，物资发过5盒药，听说要发第二次了，当然，我们郊区附近有蔬菜基地，团购容易，无非加点钱。问题是既然同属上海，物资的分配是按照什么标准来的？以领导视察为准？以当地人均收入为准？还是当地财政收入？市区的人均收入肯定高于郊区，结果反而市区免费的大发特发，收入相对较低的郊区高价买菜。当然，如果是当地财政收入为准那没说的，我们这肯定低。问题是外省援助的物资总该相对公平点分吧，毕竟都封在小区里，收入暂时没有，积蓄还是我们这比较薄。
白目
年后开始，我在华南沿海某省份某个四线小城市下的小县城干着基层防疫工作。
基层防疫工作平时状态下，干活的多半是依靠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护士、社区（农村）工作者、乡镇街道干部、工作者、派出所片警，如果有疫情的话也会抽调各医疗系统、和事企机关单位党员干部支援，这些人员队伍大部分都是非专业性的，哪怕是社区卫生院的医师，需要专业的协调指导。而且上述工作单位和老百姓接触的人群里有很大的比例都是临时工，都是拿着四五万一年都没税前的临时工，指望“打疫情仗”下让她们自发的充分和进行自下而上的英明举措？市场给予这群人的工资是筛选不出来这么优秀的人会在里面的，何况是市场化最充分的上海。
这种时候市县的卫建委和市县防控疫情专班组的组长（一般是市长）、各副组长（分管副市长）、各成员（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非常重要，如果他们都没一个有效鉴定的决策，下面干活的人肯定是非常混乱的，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新冠防控和疫苗工作绝对是木桶短板效应最明显的，我都能想象得到上海市的基层防疫工作者因为上级的态度反复而累死累活做无用功后的士气、精力低落的场景，但是说实话，现在任何一个了解党群、政府机关的人都明白，市县的卫建委和市县防控疫情专班组是围绕着市委的精神指示工作的，如果市委的带队班长没有定调、或者定调反复、定调不明确，都是扯淡无用功。
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可能造成这次上海疫情加剧复杂、困难的因素。更多的因素，比如上海的街道乡镇社区网格化有没有坚持落实好，之前有没有建立、落实好机关事企领导干部下沉社区的机制等，都非常重要，也能对上海疫情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前往不要小看这些机制，光是我提到的，前者代表着是否制度化了基层动员能力，后者代表着党
那么如果你确信上述我说的内容，又如果上述我说的内容又确实符合上海的真实情况，那么上海市现在疫情防控搞得那么差也是可以理解了。一个日常脱离群众、上下政令态度不一，平时没有落实好相关基层掌控机制的地方政府，就算地方官一把手是实权副国级（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之一）能有效协调调动全国各种资源，面对疫情一样也拉跨。
打铁天师
武汉当年第一时间明确提出依托三大国有控股商超对接社区团购，一周一到两次基本生活物资平价供应，保质保价井然有序。不是没能力，是屁股在哪边
白目
不敢说是不是说到点子上，但作为一名基层防疫工作者，我以自身工作经历，从党群机关事业单位的角度来事后诸葛一下上海的情况。基层社区工作者很苦的，都是白菜钱操白粉心，税前三四千块工资，人员年龄偏大，队伍素质不高，加上现在任何工作（从机关部门到基层工作）都是各级政府承承下压到街道乡镇再压到社区，如果没有明确清晰的工作指导 如果没有挂点机关事业单位单位的干部支援，指望他们，真的累死累活干也干不明白，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过挂点机关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必须要到社区下沉，形成机制的原因。
思想者2011
我们情况基本也是如此，可能检测安排比你们好一点，原来上海到处都这样。最后的总结是中肯的，希望党中央要警醒，这种状况再延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一分钱也不挣，和你的转发一样，全志愿，都在努力捍卫新中国
http://m.womenjia.org/z/202204/2386.html
本文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