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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国文化劣根性:根源就充斥邪教徒的疯狂、反智和撕裂

云球白丁 2020-07-24 09:46:51

连欧洲都在去宗教化,试图成为健康理性的人,米国白人居然妄图重返宗教原教旨化,自我愚化,很可笑,这也正是米国走火入魔后变态暴虐的思想根源。

可阅:《米国是成人版恶霸——警惕幼稚西方文明内里暴虐的病态自我》、《美国人体面外表后隐藏着高度抑郁、病态、暴力、凌虐的灵魂

云球白丁,2020.7

昨天,米国毫无征兆地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很多网友感叹“米国已经疯了”——我虽然吃惊,倒也不觉得奇怪。问题是,“米国已经疯了”这句话,似乎在暗示米国以前并没有疯,只是最近不对头……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否完全准确呢?

看看这半年来关于米国的新闻,对中国的丧心病狂就不用说了,应对疫情也一塌糊涂,还暴发了弗洛伊德事件,抗议、抗议之抗议和抗议之抗议之抗议,从政府官员到民众,在大街上、在听证会上、在新闻发布会上满口胡柴……确实,疯狂、反智和撕裂,关键是严重程度有点让人看不下去了。

这和以前米国费了不少劲儿建立起来的那种形象相符吗?“米国已经疯了”就是在回答:不符。当然,也有人会回答“相符”。“不符”或者“相符”,“已经疯了”和“本来就是疯的”,不同回答取决于回答者了解哪个层面的米国。

历史上的米国,从詹姆斯敦算起四百多年,从建国算起两百多年,总共只享受过十几年的和平,从屠杀印第安人开始 ,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今天的米国,面临诸多社会问题,制度僵化、政治极化、经济萎缩、贫富差距加大、阶级和种族矛盾等等……这一切是因为什么?本文希望提供一个视角,那就是米国文化中的劣根性,疯狂、反智和撕裂只是这种劣根性结出的一个难看却也难免的果实。

 

01 文明的分野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未来的世界格局将由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七大文明(如果加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那就是八大文明)的冲突以及解决这些冲突的方式所主导。他对文明的划分很有意思,比如说,日本文明原本就是中华儒家文化圈的一分子,他给分出去了——算了,这就不多说了。但无论如何,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拉美文明都属于广义基督教的范畴,为什么被划分为三个文明呢?

亨廷顿表达了一个意思,西方文明并非铁板一块。同时这也说明,在亨廷顿的心中有一杆秤,能够把广义基督教进行细分。如果拉美文明还算有一点本土的东西的话,那么把西方文明和东正教文明分开只能说是亨廷顿心中那杆秤在起作用了——他硬生生地把东正教从西方社会中给开除出去了。

东正教被开除了,但广义基督教还有两个大的分支:天主教和新教。英国和米国主要是新教,拉美文明主要是天主教,也许这才是亨廷顿将拉美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一样从西方文明中开除出去的隐秘原因,而不是因为南美那一点本土文化。但在欧洲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天主教和新教交错的情形很厉害,这种现象的极端不在欧洲大陆,而在北爱尔兰,去过贝尔法斯特看过一圈圈围城的人应该会有所了解——我去的时候真的被惊着了。想想英国的脱欧困境,正是以北爱尔兰为最大的症结,背后并非仅仅经济或民族问题那么简单。

贝尔法斯特,门这边是新教教徒居住区,门对面是天主教教徒居住区。一条街上都是隔离墙,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上了锁的栅栏门,每天固定时段开放。

总之,亨廷顿从西方社会中“开除”了东正教,“半开除”了天主教,而以新教为根本——这也难怪,他是米国人嘛。他甚至说过:“一个人不信仰新教,怎么能当米国总统呢?”

问题是,这里就是文明划分过程的终点了吗?

 

02 教派

大家经常从新闻中看到,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一个很大的群体,所谓的“福音派”,有人说有九千万,有人说有一亿多,貌似很强大的样子。这给人一种误解,似乎“福音派”是类似少林派、武当派一样的某种组织,但其实并不是。“福音派”并不是一个具体派别或教会,而是一种对神学思想进行解释时所秉持的理念,主要和“基要派”、“自由派”以及“灵恩派”并列。要彻底讲清楚四者之间的判断标准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可能有人自称福音派,但却被别人认为是基要派——所以米国到底有多少福音派教徒是没法统计的。

福音派这个词最早是新教开山鼻祖马丁·路德追随者的自称,带有对天主教的改革之意,一个阶段里可以用来泛称新教教徒——这个范围就太广了。但正式的福音派是从“基要主义”中分化出来的,“基要主义”注重咬文嚼字,对《圣经》上的一字一词都很执着,有些人受不了就成了“福音派”,而剩下的就成了“基要派”(也有翻译成“原教旨基督教”的,可见其执着程度)。而“自由派”顾名思义,对文字上的事情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信上帝就好,有些人甚至到了圣经不圣经都无所谓的地步,号称尊重科学和理性,反对那些神奇的传说和故事——这还算不算信教都有点可疑了。至于“灵恩派”,则相信神迹不但出现过,还会继续出现,追求狂热的情绪感受和超自然现象……这就没法说了。

说到对神学思想的解释理念,并非仅仅和新教有关,在天主教甚至东正教内部也是存在的,但都属于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对天主教和东正教而言,对《圣经》的解释是由教会垄断的,轮不到你一个普通教徒来解释。你怎么解释不重要,你只要解释了甚至想要解释就是大逆不道。

这就有意思了,正是这种情形——“我有我的看法”就构成了大逆不道——才促成了宗教改革。当然,对话语的垄断只是原因之一,更根本的还有对财富的垄断和对权力的垄断,想想看,教会连卖赎罪券挣钱的方法都想出来了——买了赎罪券后再做点什么亵渎的事情,上帝就不会生气了——这就难怪马丁·路德会生气了。

宗教改革以后,对神学思想的各种解释理念就都有了生存空间,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而且是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谁都能解释《圣经》了,究竟以谁的解释为准呢?

解决方案是,各自以各自为准。于是,大大小小的教派出现了,而且出现了很多——我估计没人能列出来当今世界上所有的教派。这些教派互相之间的区别很微妙,有些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地步。好在还有一个统称,可以把所有这些教派称为“新教”(在中国也叫基督教,相对包含天主教、东正教的广义基督教而言,算是狭义上的基督教)。当然了,实际上这些教派各有各的名字,但福音派、基要派、自由派和灵恩派对神学思想的解释理念在每个教派中都可能存在。

宗教改革的过程,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去中间商的过程。

一个人信上帝,本质上这是他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事情。在天主教而言,中间却掺和着一个罗马教会,垄断了很多事情,就让人不舒服了。于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说,这个中间商不好(主要是不让他离婚),我来做中间商,就有了“圣公会”(安立甘宗),还搞成了英国国教。

圣公会显然是偷换概念,并没有去除中间商,而只是换了中间商而已。所以有些英国人要求继续改革。这些人信仰欧洲大陆上诞生的加尔文派信念,认为信徒和上帝之间不需要任何中间商,讲究直接沟通,最多推举一个人帮着打理一下教区内的繁杂事务——这就是牧师(有没有发现,米国电影里的牧师都有点像居委会主任,不像天主教神父那么严肃),而这些人因为坚持“清除”圣公会中的天主教习俗,被称作“清教徒”。

而在苏格兰,有些加尔文派信徒认为,清教徒这样的体制做不了太多事情,牧师太少,仪式变得过于草率、不同教区缺乏联系、力量极其分散、思想容易混乱、理念传播受到限制等等,他们觉得,还是要选举出一批人加强教区内的管理和教区之间的联系,这些人叫做“长老”——新的中间商,但属于自己人,可以忍受——于是“长老会”诞生了。

和长老会相反,有些人觉得清教徒的改革仍然不够彻底,牧师仍旧疑似中间商,其实并不需要专职牧师,那些已经很简单化的仪式也还是太复杂,聚会时临时有人张罗一下就行。一切形式都是虚的,只要心意到了就什么都有了,这就是“贵格会”。注意,他们虽然一切从简,但非常虔诚,“贵格”是Quaker的音译,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颤抖者——这个教派正是因为信徒聚会时常有人激动得颤抖而得名,他们还有别的名字,“教友派”或者“公谊会”。

这几个教派,按照某些人的分类法,清教徒和长老会似乎属于福音派,但圣公会和贵格会似乎不属于福音派,但准确不准确很难说。基要派、福音派、自由派、灵恩派都是比上述“教派”概念要高一层次的“思想”和“方法论”概念,所以双方可以有重叠部分。

就像是剑宗和气宗之于华山派,都是华山派,但练功思路可以不一样。倒过来,练功思路一样,但也可以属于不同派别,因为练的具体套路和招式不同。都练内功,全真派和武当派是不同的派别。

所以,“福音派”不是一个具体教派,也很难确定地说究竟包含哪些具体教派,但总之,人很多就是了。

 

03 米国文化的根源

上面谈到了四个具体教派,清教徒、圣公会、贵格会和长老会,实际上,具体教派多如牛毛,我为什么单单提到了这四个教派呢?这就和米国文化有关了。上面描述的四个教派的产生过程,仅仅着眼于一些组织性上的区别,但显然,教派之所以称为教派,绝不仅仅因为组织结构的不同,而在于理念的不同,而理念的不同就导致了强大的分裂性。亨廷顿的文化分类仅仅止步于新教文化的层次,实际上,在新教内部存在的分裂性,不见得小于新教和天主教、东正教甚至和其他文化的分裂性。

大家知道,米国的起源主要建立在英国移民的基础上。最早,控制北美这块地方的主要也是西班牙人,而英国人在建立第一个殖民点詹姆斯敦(以英王詹姆斯一世命名,“敦”就是town)之前,他们足足失败了十八次。不过那个阶段,殖民只是为了找金子,一般不带女人(到达詹姆斯敦的105人中一个女人也没有),所以谈不上社会、文化什么的。甚至著名的五月花号也只是撒了一点微不足道的种子,并没有立即开花结果。真正令北美大陆成为英国有意义的殖民地的是后来的四次大规模移民。

1629年~1641年,受到英王查尔斯一世和圣公会大主教威廉·劳德“十一年暴政”迫害的大批清教徒逃到了马萨诸塞。

1642~1675年,被掌权的清教徒反攻倒算的大批圣公会保皇党逃到了弗吉尼亚。

1675~1725年,被圣公会和清教徒双重迫害的大批贵格会教徒逃到了宾夕法尼亚。

1717~1775年,无论宗教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在英国处于最底层社会的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北部边境地区的大批困苦农民因为宗教和经济双重原因逃到了南、北卡罗莱纳以及临近的弗吉尼亚南部等地区,被以“边民”(边区人民)称呼,带有一定的歧视意味,其中多数是长老会信徒。

这四批人构成了北美最初的移民社会,而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圣公会和清教徒的矛盾引发了英国内战并互相迫害,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痛恨贵格会,贵格会以同样的敌意面对二者,而长老会的边民在前三者眼里都是野蛮人。在英格兰的时候,大家彼此之间几乎都是不共戴天,现在来到了北美——这里地域辽阔,可以尽量不碰面,所以不至于总是打仗(事实上后来还是打仗了,南北战争主要就是搞工业的清教徒和搞农业的圣公会之间的战争),但四者之间的分裂性并没有减弱。

随着岁月的流逝,四批人都开枝散叶、繁衍生息,成为今天米国非拉丁裔白人的中流砥柱,正是他们在面对着拉丁裔和非裔米国人,所谓“福音派”的特朗普拥趸也产自他们中间。

虽然越来越多的新思想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但最初的文化底色却不是那么容易抹去——就像一个中国人,无论多么反叛,骨子里的儒家传统很难彻底消失——而是成为荣格口中的“集体无意识”,在最关键之处以一种最难以察觉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

 

04 以“自由”为例,疯狂、反智和撕裂

现在米国的情形,很多事情都被冠以“自由”之名,例如有没有出门的自由、有没有不戴口罩的自由、有没有感染新冠的自由、有没有去死的自由……大家可以去到网上搜一下相关视频,这里我就放一张图感受一下: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讲讲“自由”的事。清教徒、圣公会、贵格会以及长老会为主体的“边民”是如何看待“自由”这个概念的呢?

有一位米国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写了本书,《阿尔比恩的种子——米国文化的源与流》,一千多页,专门讨论了上述四批英国移民方方面面的特点和对米国的长期影响。对于每一批移民,书中都有一个专门章节介绍他们的“自由”观念,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马萨诸塞清教徒的“自由”观念有四种含义,相当复杂,甚至是自相矛盾——但他们自己不认为矛盾。

首先,和大家想象的不同,清教徒强调“集体自由”,并非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社区和集体,例如“新英格兰的自由”“波士顿的自由”或者“城市的自由”——很显然,这是米国各州及城市自治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根源,清教徒极端抵制国家的干涉,这和他们曾经饱受英王迫害有关。

其次,“自由”有一个复数用法,意味着“多种自由”。这似乎很难理解,其实换个角度就简单明了:“多种自由”是对“集体自由”的一种反动,因为在“集体自由”之下,个人的“自由”并非天然获得,而是一种“例外”,“多种自由”意味着“多个例外”——例如在这条河捕鱼的自由或者在这片树林砍树的自由。一个人获得的“自由”的多少,也就是“例外”的多少,是这个人地位的象征。从这里可以看出,米国人总嚷嚷“自由”其实是“集体自由”带来的长期缺乏“个人自由”的状态反映到骨子里的一种恐惧症表现。而在拥有了“多种自由”的文化支持之后,富人们总是能够通过金钱和律师之类的手段获得“更多例外”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了。所以,富人优先进行新冠检测也是一种合乎“多种自由”的“例外”,特朗普对此耸耸肩说“这就是生活”就可以理解了,而米国民众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对总统的说法安之若素了。

第三种自由被叫做“灵魂自由”(或者“基督徒的自由”),这是清教徒“自由”概念的核心,意思是说,他们必须“自由”地服侍上帝,按照上帝的意思而非任何其他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事实上,他们就是为此来到了北美大陆。而这种“灵魂自由”在现实中的反映是:强制所有人甚至印第安人参加教会活动并遵守严格的安息日律条,清教徒有权力而且有义务进行这种强制。因此,迫害拥有任何不同信仰的“其他人”(包括圣公会、贵格会、长老会,当然也包括无神论者)不仅不违反这种灵魂自由,而且是这种灵魂自由的体现和要求。一个新英格兰人曾经写道:“所罗门让我们认为,真理的大权在握是让人愉悦的。”体会一下这种心情吧!

第四种“自由”的用法是对第一种“集体自由”的倒装,是一种个人对集体的要求:集体必须保护个体的“灵魂自由”——使其不像在英格兰时那样被环境奴役和被他人破坏,否则的话,集体就不是个合格的集体,这意味集体必须帮助个人行使“强制别人信仰”和“迫害拥有任何不同信仰的其他人”的权力——你有没有觉得理解了什么?

 

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的“自由”概念没有那么复杂,他们珍视自己在英国时的自由传统——他们原本都是贵族保皇党嘛,自由是很多的。而这种自由传统有一个核心就是支配别人的自由,贵族怎么可能不支配别人呢?那还叫贵族吗?所以,他们的自由被称为“支配性自由”。他们把“自由”理解为统治他人,而不是被他人统治。统治他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显然,这种“自由”观念和平等毫无关系。一个叫约翰·兰道夫的人精辟地总结了这种自由:“我是一个贵族,我热爱自由,但我憎恨平等。”所以,很容易理解,他们的自由和他们的奴隶制不仅毫无冲突,而且很和谐。对于政府,他们拥有和清教徒一样的要求,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支配性自由”——但仅此而已,别的事情政府就不能干了,否则就是干涉了他们的自由。

南、北卡罗莱纳等地边区人民的自由概念是“天然自由”。他们来自于不列颠边境地区,例如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交界处。历史上,那里经常处于拉锯战和无政府暴力状态,边民们可能习惯了,所以憎恶任何秩序机构,当然包括政府——但是,对宗教却很虔诚。来到北美以后,他们仍然如此,甚至更加极端。约翰·舍普夫曾经对此加以描述:“他们回避任何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发出的号令,以及任何施加的限制。”那个时代不会出现居家隔离或者带口罩的要求,但这二者无疑属于被拒绝的范畴。

边区人民对暴力的容忍度极高,但对财产却很在乎,法庭曾经做出过如下判决:偷猪的人判处死刑,骂人的人判罚5先令,强奸11岁女孩的人判罚1先令——里面的逻辑理解起来不是太容易。

米国最早使用“红脖子”这个词的记录就是1830年北卡罗莱纳的安妮·罗亚尔,她说,这是“用于长老会成员的名字。”

可以想象,边区人民崇拜魅力型领袖,比如米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他就来自边区,充满威严、冷酷镇定。有关安德鲁·杰克逊的一个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个性:雷切尔·唐纳尔森·罗巴兹已经结婚,但婚姻生活不愉快,她表示喜欢安德鲁;于是安德鲁威胁雷切尔的丈夫,要“砍掉他的耳朵”——安德鲁短暂被捕;但是,案子在判决之前却被撤销了,因为安德鲁拿着刀去找了那位丈夫,那位丈夫为了保命不得不躲了起来——也就无法出庭了;然后,安德鲁成功地获得了妻子,以及妻子的巨额财产,使他成为了有钱人。故事的大结局是,安德鲁·杰克逊成为了总统。

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信徒们信仰“相互自由”和“良知自由”,人们互相尊重并相信内心深处的良知,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奴隶制的态度在一个阶段里踌躇不决。显然,基于“相互自由”的理念,对于其他人的“支配性自由”不太好妄自发表意见;同时,基于“良知自由”,也应该相信其他人具有内心的良知。不过最终,正是他们自己的良知导致他们首先倡导并推动了废奴主义。

贵格会也许是最温和的教派,关键时刻遵循了自己的良知——可惜的是,他们的发展远不如清教徒和圣公会,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米国,命运一贯不好,总是被打压,大量信徒死于迫害。如今在米国,据说贵格会教徒只剩下十几万而已。

1789年起的两个世纪里,这四个文化地域控制着米国的国家政治,直到二十世纪晚期,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

从1789~1989年,米国一共有四十位总统,其中有三十八位来自这四个移民群体。

来自边民的总统最多,有十八位,包括安德鲁·杰克逊、詹姆斯·布坎南、威廉·麦金利、西奥多·罗斯福等等,他们的文化崇尚“天然自由”。

其次是是来自清教徒的总统,有十六位,包括亚当斯父子、林肯、加尔文·柯立芝、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乔治·布什等等,他们的文化崇尚“灵魂自由”。

排在第三位的是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们和他们的后代,不少是奴隶主,有十位总统,包括华盛顿、杰弗逊、门罗、杜鲁门和卡特等,他们的文化崇尚“支配性自由”。

而可怜的贵格会,也许他们的“自由”理念和温和态度不太适合总统这个位置。有六位总统和贵格派算是有点关联:林肯、克利夫兰、麦金利、哈丁的母系祖先出自贵格派,胡佛和艾森豪威尔出身的德国贵格派和门诺派与英国贵格派有些关联。事实上,只有尼克松一位总统的祖先是正宗的宾夕法尼亚贵格信徒,只有他的文化信奉“相互自由”和“良知自由”。

对了,必须提一句,特朗普,现在这位“疯王”,公开表明自己是一位虔诚的长老会成员——和安德鲁·杰克逊一样,他为此感到自豪。BBC介绍过,每逢周三,白宫十位内阁成员都会参加白宫圣经学习小组的学习,时间为60~90分钟,特朗普基本都会参加。同时网上也流传着很多类似下面这样的祈福照片,可以看出特朗普多么受到呵护:

“福音派”牧师为特朗普祈福

关于“自由”的概念,只是米国文化中疯狂、反智和撕裂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在关于信仰、秩序、法律、家庭、老人、儿童、死亡、财富、性别等等方面,清教徒、圣公会、贵格会和长老会都有着“特别”而又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阿尔比恩的种子——米国文化的源与流》中有详尽的解释——甚至解释了他们的住宅、食物和娱乐方式。大家如果有时间,不妨去读一读。

 

05 结语

让我们从《阿尔比恩的种子——米国文化的源与流》回到《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对于文明的分类止步于英美新教,而不像大卫·哈克特·费舍尔那样关注清教徒、圣公会、贵格会和长老会本身的文化内涵、他们的区别甚至冲突,但如果我们观察今天的米国,就会发现,十七、十八世纪的幽灵仍然飘荡在暗夜的天空。

非裔米国人基本跟随了他们被解放之前的奴隶主的信仰,而新来的拉丁裔却带来了米国最初四种新教文化之外的正宗天主教文化——那四种新教文化来到北美或多或少都和为了逃离天主教环境有关,那么,这种再次的相遇又会如何影响米国文化呢?

这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https://mp.weixin.qq.com/s/WBMqpC-gMtcf64CzTDpk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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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话题: 邪教 美国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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