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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总结和汲取新中国各行各业实现快速突破的“大会战”宝贵经验

炎黄综合 2020-07-18 22:31:02

回溯新中国初期麻风和疟疾防疫的历史,研究发现,市场机制以外的组织协调模式是可能的。

"大会战"中组织协调主要依赖于有限责权的工作组和各种形式的现场会、培训班实现了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经验遴选和扩散。

大会战直接回应社会挑战,去除了本位主义的藩篱,满足了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无私利性原则,也让两个短期的任务导向的工作具有了长期扩散导向的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经验。

——《“大会战”中的组织协调——以新中国初期的麻风和疟疾防疫为例》王程韡,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科学学研究》2020年第4期

对新中国的记录里,对类似“全国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基础材料攻关大会战”这种各行各业广泛存在的大会战模式,梳理太少。

典型如石油行业,类似大会战众多,同样成绩斐然。青蒿素也是全国会战的结晶。

公有制模式下,聚集所有资源,各单位取长补短,齐心快速突破难关,实现工业和技术飞跃,是新中国重要经验,可惜改革开放后破坏殆尽。

现在中国很多行业,都走上了封闭狭隘的封建师徒门阀老路。

生物、物理、化学、医学很多领域,都围绕着一个学术精英,形成小团伙,对外封闭,千方百计防范信息外泄,对外招聘大家对层出不穷的“XX团队”等主体信息,已经见怪不怪。

又比如拉航空行业后腿的沈飞,改革开放以后,长期给成飞、杨伟制造困难,长期打击,险些毁掉中国的五代机,这可是关系到中国空中国防安全的致命软肋,但沈飞为了自己那点小利益,就是敢这么干。沈飞这种败类,居然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处置,那些学阀反而凭借垄断和权力,纷纷升级为可耻的院士,继续祸害整个行业。

当然,不是他们甘愿如此,而是当下体制,逼迫他们,唯有如此,各小团伙才能最大程度的维护自己的小利益。

人人私字当头,最终结果,就是整个行业发展缓慢。

新时期以来,中国为数不多的高精尖技术跃进,除了主要分别在国有领域外,仅有的亮点就是华为。华为凭借自身庞大的体量,独特的准集体主义企业组织模式,在企业内部成功运用了“大会战”模式,任正非长期反复运用的军语和会战言论,如海量炮弹轰炸一个突破口等等,都是大会战精神的体现。

私有制,成为阻碍中国各行各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因。

中国主席台前三排们如果还有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自觉,就应该反思醒悟下。

在米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强化对华经济封锁,中国若干高精尖领域被西方掐住喉咙的当下,认真汲取大会战经验,至关重要。

可阅《米国华盛顿政权狗急跳墙强化对华技术封锁制裁:芯片、操作系统、发动机……

空谈“市场化”、“自由化”,任由敌人掐中国的喉咙,是买办叛徒汉奸才能干出来的事。

可阅《吴敬琏2018年中兴事件后还在公然反对大力发展芯片产业、攻击国家主义》、《买办与自主之战:小米10手机全是美国芯片,华为新款Mate30全剔除美国芯片》。

应该让新时期社会主义大会战中的战斗英雄,成为各种企业、科研院所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学术和行政带头人,享受崇高的地位和待遇,排斥那些封闭自私的封建学阀,进而优中选优,进而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集团候选者。

典型如倪光南(《倪光南呼吁中国发展IT核心技术,长期被买办迫害嘲讽》)、任正非、杨伟等等。

新中国麻风和疟疾防疫大会战

《“大会战”中的组织协调——以新中国初期的麻风和疟疾防疫为例》王程韡,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科学学研究》2020年第4期

西方的组织协调理论多以个体利益和整体效率的平衡作为其核心假设。通过回溯新中国初期麻风和疟疾防疫的历史,研究发现,市场机制以外的组织协调模式是可能的。

"大会战"中组织协调主要依赖于有限责权的工作组和各种形式的现场会、培训班实现了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经验遴选和扩散。

直接回应社会挑战,去除了本位主义的藩篱,满足了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无私利性原则,也让两个短期的任务导向的工作具有了长期扩散导向的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经验。

中国核武器研制大会战

《走进49年后的青海金银滩 解密中国首个核工厂》https://www.sohu.com/a/136352602_253153

1958年11月,代号为221的中国核武器工程正式启动,大批建设者和科研工作者舍家为国,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在金银滩草原。

当时对外称国营221厂、青海矿区等。经过艰苦努力先后研制成功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并生产出多种型号的战略核武器。

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大会战

中国农科院农田灌溉研究所是专业从事农田灌溉排水科技创新和技术服务的国家级科研机构,1959年成立于北京,1963年搬迁到河南省新乡市,现由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共同领导。

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农田灌溉研究所在内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在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大会战中创造出水利土壤改良理论、技术和新模式,推动实现黄淮海平原从盐碱地到“中原粮仓”的历史奇迹。

中国石油大会战

大庆石油大会战始于1960年

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次年,石油会战开始。由于石油工业是唯一没有完成“一五”计划的工业部门,大庆油田的发现振奋人心。全国石油系统组织精兵强将,参加会战者5万多人。建设大庆油田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庆精神,涌现了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铁人”王进喜,其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遍全国。持续3年多的石油会战,共探明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累计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共完成财政上缴10.6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许万明:我的师傅“王铁人”与大庆会战

大庆石油大会战始于1960年,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到了最严重的阶段,甘肃是重灾区。我的师傅王进喜回家告诉老母亲说要去参加松辽会战,母亲担心地问,你走了,全家9口人可怎么吃饭啊。王进喜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告诉母亲说,这次会战是一场大仗,关系到国家命运,非同小可。母亲点头。就这样,师傅带着我们出发了。

我们拉到大庆的这支队伍当时叫1259队,王进喜是队长,全队包括两名炊事员在内共37人。1960年3月下旬,我们第一批32人从玉门东站出发,坐火车先到兰州,再到北京,最后抵达黑龙江省安达县(当时尚没有大庆这个地名)。

来大庆前,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只知道这里发现了石油,全国石油战线的精兵强将都来了。来之后,分配给我们的是“萨55井”,这口井就是大庆油田的第一口出油井,之前打的井都是勘探井。

刚来的时候,钻井设备和我们的行李还在运往大庆的路上,无法开工。我们也没有住处,就都住在马棚里,3月份的大庆很冷啊,我们晚上睡觉铺的盖的都是牲口草。

大庆会战之初,我们不仅没有房子住,吃的东西也就是苞米面糊糊、窝头和酸菜。我是西北人,以前都吃白面馒头和米饭,根本不知道窝头是啥玩意,也吃不惯。师傅就和我们说,一进东北就是来吃苦的,咱不是来做客来了,而是回家来了,家里有啥就要吃啥,不能把自己当客人。我们来就是多打井,多出油,给我们的国家多增光。

当时各个生产队之间展开生产竞赛,后来我们队补充进了17名队员,队名由1259队改为1205队。师傅率领我们创造了“5开5完”的纪录,就是一个月“开钻5口井,完工5口井”。

师傅最常说的话就是,宁可少活二十年,必须要拿下大油田。师傅在大庆打的第一口井还在自然喷油。现在咱们说,他是少活了40年啊。(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的报道)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开展第一次石油大会战——川中石油大会战。

中国第二所石油高校四川石油学院,诞生于新中国第一次石油大会战,20世纪50年代国家调集清华大学和北京石油学院的相关院系力量创建该校。

523大会战瞄准抗疟新药,神药青蒿素原本为越战而生

2015年10月15日

随着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使得青蒿素的荣誉应该归属于谁的争议再次沉渣泛起,这些争论其实都已经是陈芝麻烂谷子了,其实当年早有争论。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一些个人回忆,都使得青蒿素的研发变得前后矛盾,扑朔迷离。即使是根据曾经的523大会战办公室主任张剑方等人的回忆录和官方报告,青蒿素的研发历程依然存在很多疑点。

让我们尝试着复盘在523大会战指导下的青蒿素研发过程,显然,在这场大会战中,屠呦呦并不是整个研发项目的主导者,而是一位参与者。因为,当时523任务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由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的项目,除了屠呦呦之外,其他科学家的贡献不可说不重要。

而在文革的历史洪流中,青蒿素能够研发成功,其实也有很大的偶然性。说起青蒿素研发就要从523大会战说起。所谓523科研大会战,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了研发出特效的抗疟疾药物,当时,抗美援越战争鏖战正酣,越南处处都山高林密,瘴气毒泉。大自然带来了最可怕的热带疾病疟疾。作为一种可怕传染病,军队视其为最大的敌人,都对此病由高度的重视。

然而,1960年代开始,疟原虫对氯喹产生了抗药性,给广大疟区人群造成极大威胁,也是军队大幅减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因疟疾减员超过80万人,但实际数字远高于此。据说美军非作战性减员比作战性减员高出4-5倍之多。当然,在北越作战的中、苏、北越军队,同样遭受着类似的痛苦,当时,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出于备战的需要,制定了研发抗疟新药的计划。

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国务院批准召开的一次军民大协作战备科研工作会议,后来称之为523任务。

从这一年开始,直到1981年,国务院才宣布523任务结束,直到WHO参与进来,我国的青蒿素药物才从神秘走向公开。而有关青蒿素的功过是非,都要从523大会战开始谈起。

青蒿素并非A计划,高邮经验让它脱颖而出

我国研发抗疟药也并非是从中药中寻找灵感,也是在化学药上下来很多功夫。不过在这场科研大会战中,也有很多中药的科学家参与了进来,其实民间关于治疗疟疾的偏方很多,其实,根据古代各类的记载,除了青蒿素外,常山乙碱、鹰爪甲素、仙鹤草酚、暗罗素等从植物直接提起的有效成分都有抗疟作用。

正在专家们一筹莫展时,日后被认为有很突出贡献的单位——江苏省高邮县卫生局为青蒿素在研发初期成为A计划提供了灵感,其实,在江苏高邮地区,早就有用青蒿治疗疟疾的传统。该县龙奔公社焦山大队原来疟疾发病率较高,1969年用青蒿大搞群防群治迅速改变了面貌。1969—1972年期间用青蒿治疗观察184个疟疾病人,有效率在80%以上。一句顺口溜“得了疟疾不用焦,服用红糖加青蒿”在当地广为流传。显然,低温使用青蒿治疗疟疾,不仅仅古代炼金术师在《备急肘后方》中的记载,而有了广泛的应用。

在此期间,国家卫生部要求属下中医研究院两次去高邮县访问调查,肯定了青蒿治疗疟疾的疗效,为青蒿和青蒿素的发掘提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970年北京地区523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中药所合作派研究人员顾国明和该所的余亚纲、屠呦呦等人一起,大量查阅和收集了古今医药书刊资料,从中挑选了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经实验室水煎、醇提送军事医学科学院鼠疟筛选了近百个药方。其中青蒿提取物有一定的抗疟作用。1972年3月,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中草药专业组会议上,来自北京中药所的代表屠呦呦第一次在这场大戏中登场,报告了青蒿对鼠疟原虫近期抑制率可达100%的实验结果。

青蒿粗提物的效果受到523办公室和专业组的重视。会议要求北京中药所抓紧时间,对青蒿的提取方法、药效、安全性做进一步实验研究在肯定临床疗效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寻找合适青蒿品种,云南、山东立功

外界质疑屠呦呦和她所代表的北京中药所所做的贡献,其中最有利的证据就是,由北京开发的青蒿提取物——“青蒿素Ⅱ”,在疟疾肆虐的海南省开展临床试验,但是,很快就发现,这种提取物存在较明显心脏毒副作用,带去可治疗14个病例的“青蒿素Ⅱ”只试用了8例,便中止了临床观察。

在屠呦呦团队遭遇困难时,其他参加大会战的单位,纷纷献计献策,例如参加南京523中草药专业会议的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代表回山东后,借鉴北京中药所的经验,采用本省黄花蒿的提取物进行鼠疟试验,于1972年10月21日在向全国523办公室作了书面报告。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的实验结果中指出,黄花蒿的提取物抗鼠疟的结果与中医研究院青蒿提取物的实验报告一致。

来自云南的科学家罗泽渊,采取当地的苦蒿,在实验室用石油醚、乙醚、醋酸乙酯、甲醇4种有机溶剂提取实验,于同年4月用乙醚提取物分离直接得到有效单体。1973年10月他们已完成了黄蒿素的药理和毒性的初步研究,经大、小动物的毒性试验均未发现对动物的心、肝、肾脏有明显的损害。云南省药物所还初步确证了酉阳地区为优质黄花蒿的产地,为后来青蒿素研究工作,提供了优质黄花蒿药源。青蒿素的提取,也绝对不是个人的贡献,当时,云南省药物所的研究人员在早期对黄蒿素提取工艺的研究也有创新。

1974年2月28日,“青蒿素的研究专题座谈会”在北京中药所举行。顺利把云南和山东的经验得以分享,广东地区523办公室负责人把广州中医学院李国桥研究组1975年1月底结束云南现场试验回到广州后写出的《黄蒿素治疗疟疾18例小结》带到会议作汇报。这次汇报使得之前523办公室领导对于青蒿素行不行的问题,有了答案。青蒿素已经作为中药部分研发的首选药物,下一阶段就要把青蒿素测定出化学结构,并按照药理学进行化学结构改变,为下一步制定剂型做好准备。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上海贡献最大

为了使得青蒿素尽快成药,523办公室召开了成都会议,成都会议确定了对青蒿研究的主要任务——“青蒿简易制剂的研究尽快肯定一两种剂型;以便提供就地取材、简易制药、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的抗疟药推广使用;青蒿素的研究主要是解决提高疗效、降低复燃率、改进生产工艺的问题同时从资源调查、提取方法、药理毒理、改进剂型、药物体内代谢、化学结构测定、化学结构改造等全面深入系统展开研究”。

经全国523办公室的安排,山东、云南两地都为化学结构测定提供了一些纯度较高的青蒿素结晶。青蒿素化学结构的测定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为主,北京中药所人员参加,又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合作完成的。

1976年,当获悉南斯拉夫一位植物化学家也正在分离蒿属植物的类似物质,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分析,以为与我们正在研究的青蒿素相同。我国当时尚没有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为了赶在国外发表的前面表明青蒿素为中国人的发明,由中医研究院请示,经卫生部批准于1977年在《科学通报》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发表了青蒿素这一新的化学结构。1978年5月,又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义,发表了青蒿素结晶立体绝对构型的论文。1979年第二篇青蒿素化学结构的论文,以北京中药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科研人员署名发表于《化学学报》。

后记:荣誉该归谁?

关于青蒿素的荣誉归属方面引发了的最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从整个研发过程中,屠呦呦并不是研发的主导者,也不是化合物的发现者,也不是在疟疾疾病的病理学研究中取得了突破,甚而一些偏激者认为,屠呦呦的贡献被集体主义淹没了。当时,国内对于青蒿素给予的荣誉很高,针对有突出贡献的个人也给与了表彰。所以说,当时一致的观点,这次大会战,很多单位的贡献都很大,屠呦呦是跟他们并列的贡献者,但是自从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大奖开始,局面发生了变化,使得各界为此争论不已。尽管如此,当年参加过大会战的科学家们,包括屠呦呦都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荣誉。

毕竟,时至今日,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都没有开发出优于青蒿素的抗疟药。青蒿素不仅高效和速效,而且低毒,尤其是至今未诱导疟原虫产生抗药性,称得上是历史上最好的抗疟药。

1974年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基础材料攻关大会战

1974年《全国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基础材料攻关大会战》的那些事--

1974年9月,第一次全国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会议召开,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基础材料攻关大会战会议》,拟定的目标是【1974~1976年期间,突破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艺、装备、基础材料等方面关键技术】

四机部组织京沪电子工业会战,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及材料、装备研发,突破超微粒干板、光刻胶、超纯净试剂、高纯度气体,磁场偏转电子束镀膜机等材料、装备。

1975年12月,第二次全国大规模集成电路会议在上海召开。

1977年1月,第三次全国大规模集成电路会议在贵州召开。 

1977年,光刻机技术座谈会在江苏吴县召开

1977年5月14~19日,受四机部委托,上海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组主持召开本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光刻机研制、使用的42家单位代表共67人。

于是才有了80年前后,中科院系统、电子部系统、地方各研发单位光刻机成果的第一次大爆发。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指1980- )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了...

许多项目的境遇类似,改开前启动并取得成果,改开后就销声匿迹了,如大飞机...

清华那个光刻机卖了几百台出去,赚了不少钱给学校,1984年整个清华光刻机项目组砍了,稻贼干的好事。稻帅楚留香连两弹一星都敢叫停,何况光刻机。

 

1972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编写的《光刻掩模版的制造》,32开66页。

中国芯片光刻工艺研究起步,比美国稍晚,跟日本差不多同时起步,比韩国、台湾早10年。1965年中国科学院研制出65型接触式光刻机0 1 970年代.中国科学院开始研制计算机辅助光刻掩模工艺。清华大学研制第四代分步式投影光刻机,并在1980年获得成功,光刻精度达到3微米,接近国际主流水平。那时光刻机巨头ASML还没诞生。

但是很可惜,中国在1980年代放弃电子工业,导致20年技术积累,全部付诸东流。1994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破产改制,卖副食品去了。

1972年7月,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写《国外半导体电子束曝光离子注入技术动向》,16开34页。1950年美国开始离子注入工艺研究。1960年代中国开始离子注入研究。1965年,由上海市机电一局领导,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和上海先锋电机厂等单位,组成离子注入机会战组,1969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离子注入机,用户是上海无线电十四厂。1978年9月,国防科委长沙新工艺研究室,屈保春等人研制成功LC3-425KeV高能离子注入机。1979年该机参加美国波士顿工业展览会。1980年上海冶金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出口日本。

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由王阳元等人,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那时韩国、台湾根本就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照片为北京大学校史陈列馆展示的器件。

1975年,江苏常州半导体厂,用国产设备生产集成电路。该厂始建于1966年,主要生产TTL、CMOS集成电路。上世纪70年代,在常州提起半导体厂几乎无人不晓。1976年,常州半导体厂工业产值高达1亿元,占常州全市产值的十分之一。1978年12月26日,常州半导体厂建成中国第一座大规模集成电路洁净车间。1980年台湾联华电子才刚刚成立。

但是到1980年代,由于国家放弃电子产业升级投资,导致该厂迅速没落,到1993年已经破产倒闭。

(https://mp.weixin.qq.com/s/FodeiA9pKNpkWUfzjeTv5g 超级工程一览)

改革开放前北京605厂参与的多次电子基础材料会战

北京工业战线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记北京六零五厂

作者:杨光铎

前言

在北京东南郊化工路北侧,没有高耸的楼房,也没有鲜花盛开的公园,更没有和谐温馨的住宅小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废旧的厂房,从这些残垣断壁中我们可以隐约的体会到这里曾经有一家不小的工厂,那些残旧的厂房仿佛向我们诉说着他们曾经经历了怎样一段辉煌的历史,那段历史是他们永久不会忘怀的,就像这个工厂一样,虽然它现在不再辉煌,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永远铭记他的名字——北京六零五厂。

北京605厂,于1960年5月第一个出生在北京东南郊化工路的北侧,是由北京市玻璃总厂自行开发以硅产品为特色、品种齐全的生产电子基础材料的工厂。40余年,它为北京乃至全国电子工业的发展不断的提供了新的产品、新的工艺,完成了多项军工科研高精尖电子材料的攻关。在全国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光导通讯纤维会战、手表集成电路会战及毛主席水晶棺大会战中均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受到了全国科技大会的表彰,还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多次嘉奖。国家科委为此还将北京六零五厂定位光纤及大规模集成电路所需石英玻璃制品的龙头单位、定点企业,轻工部科技司军工办也曾多次拨款支持开发手表电路及其他为军工产品服务的电子基础材料,六零五厂的职工没有辜负国家部委领导的希望,均以丰硕的成果予以了回报。据资料及实物记载,仅从1978年至1985年,六零五厂就曾获得国家科学大会嘉奖、国家质量银质奖章、科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部颁优质奖、市颁优质奖、市颁名牌产品奖、优质产品奖及企业管理、文明建设奖等各种奖励50余项。

辉煌的成就,灿烂的光环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味北京六零五厂成长的历程,细细的品味这其中的酸甜苦辣,与时代一起谨记曾经为国家做出诸多贡献的这片土地,这个优秀的群体,这种优秀的精神。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借鉴前辈们丰富的经验,学习他们扎实的业务水平、努力拼搏的气势、无私奉献的思想,创造出一段更加辉煌的历史,谱写出一段更加优秀的六零五乐章。

 

第一章率先推开硅世界的大门

1958年5月1日,民主德国援建的北京市玻璃厂(新厂)开工典礼之后,时任厂长肖映率领一批工人技师、高级工和玻璃厂的传统技术力量——北京工业学校中专毕业生,以及当时各大院校下放到北京玻璃厂的大学本科生及助教,在玻璃新厂的东南角,搭棚盖房,开始了从事石英产品生产的研究工作。

随着电子工业和国防科学的发展,高频拉制的工艺远不能达到要求,设备复杂,原料消耗大,只限小直径的产品的生产等缺点日益突出,随着60年氢氧站的建成,他们便开始了气炼管的试制和生产,并且在国内首先试制成功,此法后来也成为了605厂的主要生产工艺。

在605厂突破了石英生产之后,他们就开始尝试四氯化硅(SiCl4)的生产。四氯化硅(SiCl4)是用硅铁加氯气通过钢塔、不锈钢塔、石英塔等一系列的过滤提纯后,硅的含量就可以达到99.9999%~99.999999%的纯度,然后就可以通过还原炉制作硅多晶了,在当时,世界上只有丹麦的托普森和中国的605采用四氯化硅(SiCl4)还原多晶,其他的地方大都采用三氯氢硅来还原多晶,进而他们又研发生产单晶硅,因为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有限,坩埚小,单晶炉也很小,产出的单晶直径也只有10~20毫米。之后他们又相继建立了切割、研磨、抛光、外延、器件等生产线。

加上水力、电气、氢氧站、配电站等全套设施,在1960年4月,正式由石英车间改为分厂建制,称为“四分厂”,1960年5月,正式改称为北京605厂。

北京605厂的建立是在玻璃厂、一轻局及市委领导同志亲自关怀扶植起来的一个硅产品品种齐全,原燃动力配套的一个中型地方国营企业,是很不简单的。它的建立标志着北京电子工业基础材料摆脱了封锁和进口,起步时间大体生和日本相当,正式形成了自己的电子工业基础材料基地,为国家有关部委提供了有关标准及封样,对社会的科研应用提供标准,为各个器件厂家提供技术材料保证,使北京市乃至全国尽早的走上了硅工业之路。

 

第二章加速了信息时代的发展

1975年,一位爱国侨胞委托归国大使为国家有关部门带回了一段约300mm长的成品光缆,供有关部门研究。中央有关部门和国家领导,根据这一信息,于1975年12月3日至8日,在武昌召开了激光光导多路通讯会议,会上,北京605厂被吸收参加到全国会战小组并接受了研究光通讯纤维所用的高纯无OHˉ基离子的石英玻璃的试制项目。

1976年2月4日,邮电部科技局和北京市科技局又一次召开会议研究光导纤维激光多路通信系统的研制会战,参战会议的有:

605厂接受任务后,率先研究了等离子法,并加工出了高纯石英坨,拉制成丝,形成光导纤维,俗称裸体线。与此同时,通过气象沉积的方法,采用605厂研制的高频石英管做外皮,高纯四氯化硅(SiCl4)作气象沉积的内芯,拉制成丝,有其他单位塑制涂敷,与电信局研制出的端机连接,在北京师范大学通过了由北京市科委组织的52米及100米的短距离通讯实验。实验结果表明,除了距离尺寸有较大差距外,光纤其内在指标,电信局的端机都符合指标,唯一的缺点就是距离太短,1976年,北京市委内部刊物《北京工作》对这一实验做了详细的报道。

为了使光纤能达到中试及工业化生产的水平,北京市科委指出,605厂应集中精力研制光纤用石英管,所以605厂将当时已经进行小规模实验的气象沉积设施、管材、人员、原料、设备等移交给北京玻璃研究所继续研制,而605厂将主要精力用于光纤石英管的配套研制,并在1978年成功突破了QD综合法的科研攻关实验,为工业化的规模生产光纤用石英管创造条件,这也是石英生产工艺的又一次革命,填补了国内空白。QD综合法工艺的突破为大规模集成电路配套用石英玻璃器材的批量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次工艺的突破不仅社会效益显著,就是对使用单位的直接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是非常可观的,如φ100毫米以上大口径石英管制造的外延扩散管(器件工艺不可缺少的一道工序,属于高值易耗品),当时全部靠进口,每支1000美元,而605用QD综合法生产的同样标号φ100毫米扩散管各项技术指标不仅合格而且价格还仅仅只有人民币1000元。(无锡742厂采用)。

为此,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建筑材料工业部、国家轻工业部联合组织对该项工艺进行了鉴定①,肯定了这一成果。北京市人民政府对这项职务发明给予企业和有关人员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的奖励(见证书)。

国家科委经过慎重调研,确定北京605厂为光纤通讯用石英玻璃管的会战生产基地和全国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半导体用石英玻璃仪器及其配套产品研发基地,并一次性拨款3000万人民币,要求引进必要的国外技术和设备,完善QD综合法的生产配套。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605作为一个非国家科委直属、地方国营的企业,能够一次性得到这么多的拨款,靠的就是605厂的实力。

605厂也没有辜负国家的重托,经过职工的努力,引进并消化了国外有关设备和技术,QD综合法生产线,也由过去一台套变成了10台套。现在所生产的光纤用石英玻璃管,一根管便可拉制几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的光导纤维,而其质量也与美国GE公司、德国赫尔劳斯的产品持平。配套光纤用石英管材的内在质量及内外径尺寸要求都是极为严格和苛刻的,一根棒拉的光纤越长对其质量品质要求的越苛刻。否则一根几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长的光导纤维怎么能保持在一个标准的水平之内呢?这也是一般企业技术难以达到的,所以现在这种生产工艺只有中国、美国、德国三个国家拥有,而且站在同一平台上。

就是现在,在中国能够生产如此质量的光导纤维用石英玻璃管的企业也只有605厂,它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同时也使我国光导纤维用石英玻璃管的制造工艺与世界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上,也使石英玻璃在中国的应用有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华为任正非如何运用大会战经验

任正非:

坦克可以走过沼泽地,但是在一个很坚韧的地方,针是可以扎进去。我们公司是投资有限、技术有限……样样都有限,如果我们做一个很宽的面,一定不可能成功。我们就像“针”一样,盯死一个地方,针是可以戳进去的。用了这个压强原则,我们把它比喻成攻克一个“城墙口”,几百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千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对准这个“城墙口”冲锋,每年炸这个“城墙口”的“弹药量”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

“我们要敢于在机会窗开启的时期,聚集力量,密集投资,饱和攻击。扑上去,撕开它,纵深发展,横向扩张。我们的战略目的,就是高水平地把管道平台做大、做强”。

2018年,在华为上研所5G业务汇报会上,任正非说,“坚持多路径、多梯次、多场景化的研发路线,攻上‘上甘岭’,实现5G战略领先”。

只有敢于放弃,才有明确的战略;战略,只有略了,才会有战略集中度,才会聚焦,才会有竞争力。(来源:《华为的机会与挑战》,2000)

什么叫主航道?世界上每个东西都有正态分布,我们只做正态分布中间那一段,别的不做了,说那个地方很赚钱我们也不做,也卖不了几个。我们就主航道、主潮流上走,有流量就有胜利的机会。——任正非(三亚终端战略务虚会上的讲话及主要讨论发言 2012)

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打歼灭战,都是管理成熟的开始。(来源:《自强不息,荣辱与共,促进管理的进步》,1997)

不要局部竞争点上消耗战略力量,要聚焦一切战略力量攻破进入大市场的条件。(来源:《洞庭湖装不下太平洋的水》,2014)

我们要把战略的能力中心,放到战略资源的聚焦地去。大公司要敢于用密集投资,缩短追赶时间和延长机会窗开启的时间。所谓范弗里特弹药量,就是这个意思。(来源:任正非与英国研究所、北京研究所、伦敦财经风险管控中心座谈的纪要,2015)

资源永远有限,一定要聚焦,资源锤一定要去砸钉。如果太分散就等于锤打锤,是没有什么威力的,太阳光可以照亮地球,但穿不透一张纸;一束激光力量比太阳小,但可以击穿钢板。一个话道破玄机。华为战略的指导思想是:聚焦主航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只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只进入最高附加值的领域。

负面案例:中科院合肥核所集体离职暴露的科研碎片化——改革摒弃了团结一致干大工程的优势

核所建立很多年了,这几年下面又分出了十多个研究团队,原来核所里的很多人都去各个研究团队了。

2020年5月6日,合肥院召开职能处室和支撑部门负责人宣布会。会上,院长刘建国指出,为了进一步对标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用制度保驾护航科技创新,为科研人员“减负”,研究院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但不仅限于:营造新时期科学岛创新文化、落实扁平化管理、优化学科布局、整合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加强科教融合力度、深化国际合作。

此次改革后,合肥院将推行的PI制度(Principal Investigator,学术带头人制度)也在部分科研人员中引发了争议。一位合肥院科研人员解释道,这意味着“将由几百名行政人员直接管理几千名研究方向各异的科研人员”。

在她的理解中,PI制摒弃了科学岛团结一致干大工程的优势,结果将是几百个课题组各自为政。“现在的科研不是纯粹的基础研究、一个人一支笔就搞起来了,必须要集合大家的力量才可以。”

中科院的科研体系带有行政性质,科研项目都是各级机关分配资金,这样的政策对于高效管理研究资金其实有好处,但到了具体执行阶段,层层分配之后,动作容易走形。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好的项目拿不到钱,一些擅长处理关系的项目负责人能拿到钱。”

分拆研究所,设立下属的研究团队,在中科院内部已经很常见。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好,可以加强对细分科研方向的专注力。但也有身在其中的研究人员对这样的政策有抵触情绪,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中科院人士认为,这“容易形成支离破碎的科研架构,导致科研不能聚焦形成突破,一些研究人员会因此失去成就感。”

引发基础科研人员焦虑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有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中科院人士提到,科研单位内部容易形成“小圈子”文化。一位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前研究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这是由于特定研究领域的圈子很小,且圈内交流密切。

“各个圈子都想自立山头,但一个研究人员从研究所下到研究团队,意味着你的晋升路径可能会变窄,科研的黄金时期很短,耽误了几年更难晋升,连带影响薪酬福利。”

中科院等大型国家级研究院是中国基础科研的中坚力量,高质稳定的研究队伍是保证专业科研院所持续产出基础科研成果,强壮中国基础科研实力的重中之中。为此,保证专业科研院所研究人才队伍的稳定和成长性十分重要,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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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话题: 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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