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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单挑香港妖魔化文革研讨会魑魅魍魉:熊景明、秦晖、潘鸣啸、徐友渔、印红标、申晓云

郭松民 2020-05-20 19:10:13

关于文革,还可阅《炎黄专题:真实的文化大革命

香港中文大学“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研讨会亲历记

郭松民,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04840083472563 图片见原贴

2017年1月8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场号称由众多“著名文革学者(教授)、历史学者(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

但是,这个研讨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却是主持人熊景明教授的回答:“我们不是在搞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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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项目负责人,简介上特地注明其发表的著作曾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但这么直白的表达,不知特地去参加研讨会的知名学者秦晖教授、以及其他知名教授会认同吗?熊景明说要根据研讨内容出一本书,我很好奇以非学术的目的出书,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另一位补充强调“是的,我们不是在搞学术!”的潘鸣啸教授,简介上介绍是文革“研究专家”,法国巴黎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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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们不是在搞学术”的梗,或者说戏剧性场面,出现在研讨会结束前的最后一小时的讨论阶段。

我要求发言,讲了这么一段话:

今天参加研讨会,听了许多学者的发言,实事求是地说,我感到非常失望。觉得这不像是一场学术研讨会,而更像是一场政治控诉会。据我所知,现在学术界对文革是有不同观点的,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就和在座各位的观点不同,这里就是他的学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邀请他参加?
刚才熊教授说要出一本书,很好。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包含不同的观点,否则就不是学术书籍,而是政治宣传品。相同立场的文章则要做到不自相矛盾,逻辑能够自洽。
另外我还希望,对文革的研究要注意使用新出现的材料。比如邓力群六十年代初曾经陪毛泽东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毛主席当年读书时的谈话和笔记做了详细纪录,后来邓力群把这些笔记专门出了一本书。其中记录的毛主席关于“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谈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发动文革的动机,这些新材料在研讨会上都没有得到丝毫反映,我感到十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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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过于出乎意料,我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甚至在我讲完之后,会场仍然没有人说话。他们似乎陷入了既不能赞同,也不能反驳的境地。

这个时候,主持人熊景明教授一句“我们不是在搞学术!”的回答,打破了沉寂。

当时,我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连问两遍:“什么?什么?”

于是,潘鸣啸教授补充道:“是的,我们不是在搞学术!”

这时,会场上开始出现混乱,一片嘈杂。

在主持人的努力下,几分钟后,会场再次安静下来。

潘鸣啸教授对我抱怨说:

“你是不是说只有我们讲你爱听的才叫学术,讲你不爱听的就不叫学术?”

我答:

“绝非如此,我前面的发言大家都听到了,并不包含这方面的意思。我只是希望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听到不同的观点交锋,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并非学术研讨会。

这时一位后排的学者(博士生?)隔空冲我嚷道:“你是说我们都不是学者,只有你才是学者。”我回应说:“您才是学者,您这样子比所有的学者都更学者。”

哄堂大笑。

研讨会结束后,几位学生追上来,一路追问我的看法,边走边聊到了校巴站(香港中文大学在半山),由于等校巴的人太多,我决定干脆步行下山,他们又一路陪我走到火车站。

显然他们对我的观点感到新鲜,也对研讨会压制不同观点的气氛感到不满。尽管路上时间不到半个小时,能聊的内容非常有限,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真理的渴望,的确让我感到战胜历史虚无主义还是有希望的,即便是在香港。

04

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这次研讨会,全称叫“文革五十周年‘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时间是2017年1月8日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地点在香港中文大学行政楼祖尧堂。

研讨会开始时,现任美国newschool住校学者的徐友渔教授演讲,主持人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教授。

徐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文革是什么?”他演讲结束后,FrnkDikotter教授用英语演讲“文革概况”,接下来独立历史学者李逊讲“上海文革”。

茶歇之后,主持人换成DeborahDavis教授,首先演讲的是一位老外教授AndrewWalder,他仍然用英语演讲,题目为“毛与四人帮”,然后是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

主持人说,原本是要请秦晖教授做一个总结性发言,但因为他下午另有行程,所以把他的演讲提到上午。秦晖教授介绍了对文革的四种态度,说文革是一种“负帕累托改进”,所有的人都没有从文革中得到好处。等等。

秦教授演讲时带着一种很强的智力优越感,似乎在谈论什么可笑的事情。

秦晖教授的演讲结束之后,是美国某社区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丁抒做了演讲,主题为“破四旧”。

下午研讨会继续,第一阶段的主持人是徐友渔教授。

首先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员的印红标教授演讲,题目为“北京造反派”;然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宋永毅教授讲“广西文革”;第三个发言的是云南老年网络大学校长周孜仁,讲“我的文革经历”。

第二阶段的主持人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所长余国良。

首先发言的是法国巴黎社会科学研究院潘鸣啸教授,他也是一位“老外”,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以知青运动为演讲主题。

第二位演讲的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申晓云教授,她以“军队在文革中”为演讲主题。

最后一位演讲者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校区历史系副教授陈意新,主题为“农村文革”。

下午5:00~6:00,进行最后一个环节,“以史为鉴”讨论会,由宋永毅教授主持。

这个环节听众有了较多的权利,可以提问,也可以进行一次不超过三分钟的发言。熊景云教授在开始前讲了一段话,对讨论做了一个小结,并说要根据今天的研讨内容出一本书。

祖尧堂的环形会场设计,很适宜组织这样的讨论,因为你无论坐在什么位置,都可以获得非常好的视野,每个座位旁边都有一个话筒。场外大厅中负责售书和提供茶歇服务的校工,十分谦和有礼。

05

参与了这场研讨会的全过程,我的印象是,这场“研讨会”,即没有提供新的材料,也没有提供新观点,仍然是近四十年一贯制的政治控诉。

发言者似乎都带着某种强烈的情绪,把手中的材料一一罗列出来,堆积在一起,既不对材料进行认真甄别,也不对事件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进行认真梳理,仿佛在说“你看,这是一件坏事;你看,这又是一件坏事;你看,这已经是第三件坏事了……”

整个研讨会对文革的讨论是高度碎片化的,碎片不仅遮蔽了本质,甚至代替了本质。

在谈到这些“坏事”的原因时,发言者都倾向于把它归结为发动者的个人品质问题,有些提法并且带有故意的、恶意的人身攻击性质。这当然也并不新鲜,我只是好奇几十年来,他们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没有感到丝毫疲惫。

研讨会以罗列材料为主,但很多材料确实是经不起甄别的。

比如有一位提问者向丁抒教授提问,说演讲中关于“毛泽东听到红卫兵打人的消息哈哈大笑”是不是来自报告文学,采信虚构的材料是不是不符合研究规范?

教授回答说,因为找不到旁证,所以就只好采信这个。

——找不到可信的材料,就采用不可靠的材料,历史可以这样被研究吗?

整个研讨会洋溢着一种小圈子式的自鸣得意、自我证实、自我强化的气氛

06

再讲两个小插曲。

上午的讨论阶段,香港资深文革研究者林敏捷老人要求发言,开宗明义表明对整个研讨会的基调不赞同:“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毛主席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的……”

林老声音洪亮,胸前佩戴一枚醒目的毛主席像章——于是,主持人很快回过神来,打断林老说“不要表述你的观点,只要提你的问题就可以了”,下面有些听众也开始喧哗,林老只好坐了下来。

我举手要求发言:

“希望研讨会能够表现出尊重不同意见的基本风度,林老是有资格对文革问题发表看法的,他不仅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是文革的研究者,我觉得他的话没有讲完,所以我把发言机会让给他。”

我讲完后林老立即起身再次发言,结果主持人又要求他不要表述自己的观点,下面又开始喧哗,林老的发言被迫再次中止。

第二个小插曲。

下午,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申晓云教授在演讲中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争夺权力,没有任何理念或路线之争的因素。

她说的如此绝对,我就不能不向她提问:

“我记得上午徐友渔教授说文革的起因是毛刘之间因为要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路线还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产生了争议,这显然是说路线之争才是文革的起因,您又断言没有任何路线之争的因素,那么你们究竟谁说的正确呢?”

申教授显然没有料到会遇到这样的提问,于是她一下子说了很多话,但还是没说清楚,我忍不住又追问一句:

“这就是说,还是存在路线之争的,并不是不存在路线之争,对吗?”

申教授又说了很多话,不断重复,我于是再次追问:

“您的意思是说既有路线之争也有权力之争,对吗?但事情的本质总归只有一个吧?本质是什么呢?”

申教授第三次说了很多话,其他教授也开始插话,旁听席上已开始有人发出笑声,我也不忍心继续追问下去了,于是说

“好了,我没问题了。”

07

在最后的讨论阶段,由于我表示“非常失望”的发言,引出两位学者的“我们不是在搞学术”的心声之后,发言就变得十分有趣了,我不能一一记录,但发言者都有一个或明或暗的辩论对象,那就是我刚才的那番讲话。

我心里略略感到有些歉疚,觉得我的发言伤害了他们,破坏了他们自娱自乐的好心情。

研讨会结束后,随着人流向外走的时候,一位学者模样的女士挤到我身旁对我说:

“你真有勇气!”

“这需要勇气吗?”我反问到。

“对呀,在这样的会议上讲这样的话,需要勇气。”

“您是?”

“我就是中文大学的老师,副教授。”

“那么您刚才为什么不在会上支持我呢?”

“我如果支持了你,就别想评教授了。”

 

(续)香港中文大学“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研讨会亲历记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05533783605456

01

2017年1月10日,也就是所谓“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研讨会”结束两天之后,有朋友转来参会学生(应该是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的微信聊天内容:

1、抛开政治立场不说,不得不承认郭松民的确是以一己之力掀翻了整个会议,让我见识了毛左的确厉害,聪明的人像陈老师就不说话,而忍不住爱说话的又说不出所以然,说出来的话又是在给自己挖坑,慌忙之下熊竟然说我们这不是学术,的确是有失风范。
2、今天跟政治系的几个博士生聊,他们也觉得教授们被郭打的落花流水,毫无招架之力。
3、这次文革会议,毛左完胜,毛左已经把战场伸到了香港,据说会后郭圈了很多粉丝。

的确,这场研讨会,由于主持人和我在对话时做出了“我们不是搞学术”的表态,事实上等于承认了这仅仅是一次政治宣传会,从而自我宣布在学术意义上的破产。

据此,有人说我专门是去“砸场子”的,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测。

实际上,我获得参加这次活动的机会是偶然的,去的目的就是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我一直克制着自己发言的冲动,甚至把第一次发言的机会让给了林敏捷老人。这次“研讨会”之所以破产,完全是因为与会学者在事实与逻辑两个层面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导致的。

我的第一篇“亲历记”在网上传开后,有人对我在文中写了丁抒教授的头衔——“美国某社区学院的物理学教授”,表示不满,认为是故意贬低丁教授,这更令人啼笑皆非,因为丁教授的这一头衔是会议发放的“学者简介”中标明的,并不是我硬安给他的。

我绝不会认为丁教授是研究物理学的就不能研究文革。不过,丁教授在和其他提问者对话时,表示因为找不到可信的材料,就只好采用不可信的材料,这仍然让人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无论是历史还是物理学,都不能这样被研究。

02

但是,要说这次“研讨会”完全没有“创新”,那也是不准确的。

虽然与会学者秉承了一贯的用碎片化叙述来代替本质分析的套路,但他们仍然是有变化的,即建立了一套更加完整的历史叙述。

这套叙述的逻辑脉络是:

第一、文革是人间地狱(这个结论不是通过对全部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得出的,而是通过堆砌历史碎片描述出来的,所以是一种文学化的结论);
第二、出现这种“人间地狱”的原因,内在于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之中,内在于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中,内在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之中。
第三、为了避免“人间地狱”的再现,就必须彻底否定新中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

需要强调的是,与会的“自由派”学者的这一套历史叙述,已经和1981年通过的“决议”毫无共同之处。

“决议”是我们党为了总结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做出的,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方法层面。而“自由派”学者的这一套历史叙述,则试图以否定“文革”为突破口,达到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新中国、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目的。

03

面对这样一套根本否定自身存在合法性的叙述,有关方面的应对令人困惑:

一是沉默。

沉默的效果约等于不抵抗。正如在抗战时期,不抵抗政策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一样,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不抵抗,也不能有效反击这种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论述;

二是切割。

这种做法看似撇清了自己,但实际效果比不抵抗更糟,因为这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是有前科的,实际上把自己置于一种不能为自己辩护的境地。

04

这些年来,由于在文革问题上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话语来反击“自由派”学者的进攻,这产生了两个后果:

其一,大大压缩了政策调整和政治进步的空间

如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击、对贫富差距的调整、对卖国言论的批判、正常的文艺批评、甚至对腐败的打击等等,往往一言不合就被人指为“极左”,当事人则被扣上“文革余孽”的帽子,其行为和言论都失去了正当性;

其二,由于“自由派”学者建立的文革论述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这动摇了不少人的政治认同,“带路党”、“果粉”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创建自己政治认同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政治认同的流失也是惊人的。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不能达成共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5

最后谈一点思考。

就中国目前的形势而言,“自由派”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接受这种历史叙述,意味着人民共和国的被颠覆,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崛起的百年梦想的破灭。

当然,不能接受这种的历史叙述的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种论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不是对历史的还原,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对历史的颠覆与割裂。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做出的关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述,才应该成为新的历史叙述的基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理论高度,最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科学论断,也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情感和对中华民族未来的责任感。

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应该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达成与历史的和解。在共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一种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逐步加以解决,共同营造中华民族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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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话题: 文革 郭松民 妖魔化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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