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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

炎黄综合 2020-04-20 08:27:59

陈映真: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之死

蔡骏2016-11-25 07:39

让我们坦然无惧地骄傲地说,让我们这个残破的祖国,在民族自由和平的基础上,让这个民族重新统一起来,让我们的祖国重新寻找她更好的前途,让我们为这个祖国献出我们的力量,也为这个祖国感到最深刻的骄傲。

——陈映真·1987年

11月22日,节气小雪。那天早上的北京,零下十度,冷得刺骨,路上的积雪还没化。下午,我坐高铁从北国到南国,万水千山,飞雪连天相送,从山东到安徽的平原上,铺满一层薄薄的白雪。我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消息——

在北京最冷的时候,当我短暂停留并离开北京的时候,陈映真也终于离开了。

三年前的11月深秋,我在从北国到南国的铁路上,看完陈映真的短篇小说《山路》,说的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过后,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和赎罪者的书信。

文字并不长,我很快读完,忽然眼圈发红,窗外黑茫茫的是飞快穿越辽阔大陆的寒冷秋夜,一如那座湿润海岛上的铁路山路墓碑与日文信札间的痛与爱,令人难以遗忘所有相同的牺牲与怀念。我们仍然走在那条曲曲弯弯的山路上“了望着远方”。

那一年,仅过了一个月,我到台湾交流,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了这段读书笔记。当场有位台湾左翼统派作家蓝博洲对我说,他惊讶于如今还有人在读陈映真的小说。蓝博洲是苗栗人,作为陈映真的晚辈,擅写非虚构文学,他的《幌马车之歌》写早期台湾共产党员如何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却在台湾光复后死于二二八事件的真实历史。蓝博洲亦是中国统一联盟的副主席。

那次台湾之行,接触的都是左派作家,在台湾基本被边缘化。而台湾的本土青年运动,如太阳花学运反服贸占领“立法院”唱《国际歌》也属诡吊之事。那时候,接待我们的还有一位台湾淡江大学的吕正惠教授,不久前,吕教授到上海的高校讲台湾文学,上海的同学们提到了白先勇、龙应台、李敖、柏杨(以上也都是大陆文化界趋之若鹜的名字,还有朱氏三姐妹、张大春等等),但无人提及陈映真。

陈映真,出生于1937年10月6日,日据时代的台湾苗栗县竹南镇中港。原名陈永善,笔名“陈映真”原是早逝的孪生小哥的名字。早年做过高中英语老师,又进入辉瑞制药工作。

1968年,因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等原因,国民党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关押在绿岛监狱。

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特赦出狱,他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他的论战对象就是后来在大陆因《乡愁》而名声显赫的诗人余光中,反对把乡土文学视为大陆的工农兵文学。

据陳映真后来的回忆——余光中曾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马克思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从香港寄去美国给陈芳明,辗转交给当时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告密陈映真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在当时戒严的台湾岛是死罪。最后,陈映真在徐复观、胡秋原等人力保之下,侥幸躲过这场灾祸。

1999年,陈映真谈及当年的白色恐怖——

“台湾50年代的白色恐怖的惨虐,绝对不仅仅是说,国民党的残暴,蒋介石的没有人性,我们要反对国民党不是这样的逻辑。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镜头,从台湾往后拉,来看全世界的话,你就知道战后世界的形成,特别是战后冷战世界的形成,到处都充满了这种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为羞耻的这种集体的屠杀,集体的摧残,集体的虐待……”

八十年代以后,陈映真继续参与文学杂志的编辑,在“中国结”与“台湾结”的论战中与本土派交锋。1985年,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1988年,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1989年7月成立人间出版社。

陈映真说过:“我为自己是生于台湾的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1983年,陈映真应邀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结识了王安忆。从此,王安忆将陈映真视为人生导师,她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认识了陈映真,几乎我觉得他是我的引路人。”

90年代以后,陈映真多次访问大陆,作家查建英回忆,她在一次会议上见到陈映真的直接印象——

“那都九几年了,他可能真是台湾七十年代构成的一种性格,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精英意识、怀旧,特别严肃、认真、纯粹。但是他在上头发言,底下那些大陆人就在那里交换眼光。你想那满场的老运动员啊。陈映真不管,他很忧虑啊,对年轻一代,对时事。那个会讨论的是环境与文化,然后就上来张贤亮发言,上来就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后来听说陈映真会下去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是张贤亮说: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

这段对话是怎样的错位啊,陳映真与张贤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刹那间,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发生了斗转星移。这种巨大的改变,至今仍在持续之中。

关于张贤亮,可见《改革开放时期的著名流氓伤痕作家张贤亮》。

八九十年代的问题就在这里,逆向种族主义带来的玩世不恭,最后是彻底的流氓化。

是啊,台湾变了,世界变了,陳映真深爱着的祖国大陆,甚至变得比整个世界更快。还是王安忆在《英特纳雄耐尔》中回忆到——

“二00一年末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作为台湾代表赴会,我与他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切•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

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

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回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是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2016年11月22日,小雪时节,距离我第一次看陈映真的小说,恰好过去三年。巧合的是,我同样坐在高铁上,听到了陈映真去世的消息。

我想,人总不易看清眼前的路,畏惧将要到来的,害怕尚未失去的。道路永远在那里,不是你向未来奔去,就是未来向你走来。

陈映真,可能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一代人没有走完的山路,终究将要由下一代人继续走下去,哪怕前路是崇山峻岭与茫茫大海。

 

陈映真作品选

《我的弟弟康雄》

一个富有理想和爱的青年,幻想着建设福利院和医院,却在现实的残酷下败下阵来的故事。

《上班族的一日》

陈先生通过普通上班族,对于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下社会矛盾的批判。

《将军族》

通过台湾一对小人物由隔阂到真诚相爱,因相爱而从容赴死的殉情故事,揭示了小人物悲惨的生活处境和命运,赞美其高贵的品行和纯真的情感。

《忠孝公园》

陈先生停笔多年后的力作。通过台湾社会上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描绘出陈先生的左翼社会观念以及深刻的家国思想。

转自“蔡骏”微信公众号(caijunxysj)

陈映真被冷落,是左翼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宿命般的寂寞

2016年11月23日 10:45

11月22日,不愿被称为“台湾作家”的陈映真,在与中风斗争十年之久后,于北京病逝,享年79岁。最终,他还是没有再回台湾。

无论是在陆在台,作为一个“坚定的左翼作家”,陈映真总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作为台湾文学重要旗手,他的作品受鲁迅影响颇深。1968年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判处陈映真十年有期徒刑。

绿岛岁月里,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据他自己透露,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的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告密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在当时戒严的台湾岛上是“必死之罪”,陈映真侥幸躲过这场灾祸。(《联合文学》2000 九月号)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三年出狱。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报道文学刊物《人间》杂志。到了90年代,陈映真已经被年轻人淡忘了,成为了历史拐角中一个面目模糊的“统派作家”。(刘继明语)

而在大陆的遭际,似乎也证明了陈映真被冷落,不只是两岸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而是一个6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宿命般的寂寞。早在90年代,陈映真就频繁往来大陆,跟他有过接触或者交流的内地作家,也或多或少都对他有些抵触。在张贤亮和阿城等人眼里,陈映真显得那么刻板僵化和天真——当陈映真发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阿城回道,“‘人民’是个伪概念”;当一次座谈会上陈映真表示担心污染问题时,张贤亮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陈映真在会后再去找张贤亮交流,得到的回应却是: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

细数下来,最能理解陈映真的大陆作家,居然是隔代的王安忆。陈映真对于王安忆,是“精神偶像”一般的存在,“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自1983年初见,“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拋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象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而陈映真对王安忆也十分欣赏,“在爱荷华相处三个月,我才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她那发乎自然的,不把一切的荣光揽在自己身上的心灵的美。”

今日推送的是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一书中对陈映真的剖析和回忆,与其说是怀念,不如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解。读者们能够通过文字见证这段精神的友谊,也是对陈老先生的一种悼念。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转载。

王安忆谈陈映真:我一直追索他,却只染上了他的失望

王安忆

《英特纳雄耐尔》

“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

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公寓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我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Pizza在翻译小说里,它被译成「意大利脆饼」这样的名词;我在冰淇淋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淇淋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十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括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我们,即吴祖光先生、我母亲茹志鹃和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作者。在这之前,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那是在台湾监狱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还有一次,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又发牢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也见丰润。以此推测,大陆生活的清简,可是,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们会面,他事先作了郑重的准备,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那将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画」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他表扬了我。他告诉我,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这真叫人受鼓舞啊!从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达。可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公寓住下之后,有一日,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烟。我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敲他的门,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要与我谈一会。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我难免慌不择言,为加强效果,夸张其辞也是有的。开始,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抓不住要领。为了说清楚,我就变得很饶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显然,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而他说的,我也不甚了解。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没有耐心听他说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表现真差劲。我运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十年代初期,从开放的缝隙中传进来的,西方先发展社会的一些思想理论的片段。比如「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先不说别的,单是从这言辞的贫乏,陈映真大概就已经感到无味了。对这肤浅的认识,陈映真先生能说什么呢?

当他可能是极度不耐烦了的时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们总是说你们这几十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穷,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说,你们所受的苦和穷!」

这种情绪化的说法极容易激起反感,以为他唱高调,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不以为他是对世上的苦难漠然,只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而故意忽略他要说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评。就像他又一次尖锐指出的不要为了反对妈妈,故意反对!事情就陷入了这样不冷静的情绪之中,已经不能讨论问题了。

1983年在美国爱荷华州聂华苓家。后排右二陈映真,前排右一为王安忆。

一九八九年与一九九○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

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我在他登机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才见到他。第一句便是:说说看,七年来怎么过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这七年里面,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方才说的那些个西洋景,正飞快地进入我们这个离群索居的空间: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可口可乐、汉堡包、圣诞节、日本电器的巨型广告牌在天空中发光,我们也成熟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先进的思想批判武器。我总是越想使他满意,越语焉不详,时间已不允许我啰嗦了,而我发现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时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垒」两个字Block,是不是应该译成「壁垒」?他说。他提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是一个Block,「壁垒」,资本的「壁垒」,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名词。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的花冈惨案,他正筹备进行民间索赔的诉讼请求。还是同七年前一样,我的诉说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他同我说的似乎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可我毕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起作用。我就是这样,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条真理。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怀疑自己,怀疑我说真是我想。事情变得比七年前更复杂,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不晓得是我们错了,还是,时代错了,也不晓得应当谁迁就谁。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对着一个懵懂又偏执的后来者说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挡的轨迹一径突飞猛进,都说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有一个例子可说明这事实,就发生在陈映真的身上。说的是有一日他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举策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时,就在麦当劳门前歇晌,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读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朋友却指着他手中的汉堡包说:「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这颇像一则民间传说,有着机智俏皮的风格,不知虚实如何,却生动体现了陈映真的处境。

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

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内容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

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十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内容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访问台湾老作家杨逵。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一年末的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与我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响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是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拋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象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乌托邦诗篇》(摘选)“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怀念他。怀念他的这一种心情,有时会使我觉得,开始往哪个神灵世界接近了...那世界使我向往,我试图沿了对他的怀念跋涉。前途茫茫,对他的怀念是唯一的指引。 ”

余下内容可见http://culture.ifeng.com/a/20161123/5030294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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