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何大败冷战美国苏联宣传战：官僚腐化的苏斯洛夫宣传机制

说到信息主导权，我们要承认一个客观规律——强大的信息产量可以通过数量优势达到宣传效果。冷战期间，米国与苏联之间的宣传战，以米国大获全胜而告终。究其原因，米国的信息产量大大超越了苏联，如同涨潮时海水灌入泻湖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入苏东阵营。

苏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宣传体系。冷战时期，苏斯洛夫长期担任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对苏联国内的新闻、出版和文艺作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参考：《苏斯洛夫：苏联意识形态“灰衣主教”》）

苏斯洛夫治下的苏联宣传体系，信息产量和传播效率远低于米国传媒和文化产业的私企。

苏联宣传体系经过筛选的官方宣传，不仅在国际范围内被米国制造的强大的背景噪音淹没，连完全占领苏联国内阵地都很难做到。

苏联发一篇新闻稿，米国可以发10篇；苏联拍1部电影，米国可以拍10部。

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米国好莱坞生产的电影竟然成为苏联电影院线的台柱子。

在1968到1988年之间，因为国产电影不足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苏联持续不断地从好莱坞引进米国电影，有三分之二都是纯粹的商业大片，囊括歌舞片、冒险片、西部片等各大种类【1】。

在信息产量方面，苏联完全不是米国的对手。

虽然冷战期间，苏联在军事和外交上一度采取攻势，但是在文化传播领域始终处于守势，状况极为被动。到了苏联末期，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苏联宣传系统内部也出现了叛徒（中宣部部长雅科夫列夫），与西方势力沆瀣一气丑化和攻击苏联的各种制度，成为苏联大厦走向瓦解的催化剂。 （中国也是米国重要攻击对象：《文学信息战：米国情报总署雇佣张爱玲背后的冷战媒体美学》）

西方势力鼓吹的“互联网自由”，反对各主权国家对互联网信息进行过滤。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个人自由层面的问题，而关系到国家安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米国是互联网信息最大的生产者，“互联网自由”客观上有利于充分发挥米国的战略优势，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没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媒体。西方资产阶级鼓吹“媒体不讲意识形态”，说穿了是“媒体不能讲你的意识形态”，而只能讲他们的意识形态。炮制这种说法，就是为了诱导你缴械投降。 说穿了，西方媒体的政治立场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自2019年6月香港发生骚乱以来，不仅CNN等电视媒体为暴徒击节叫好，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也用实际行动对骚乱表示支持，竟然批量封禁反对香港骚乱的账户。西方媒体所谓的“客观”、“公正”、“平衡报导”，在事实面前不过是个笑话。话说回来，上梁不正下梁歪。Twitter副总裁Colin Crowell专门和乱港暴徒的头目会面，足以说明媒体的屁股站在哪边。

（详见炎黄之家：《西方互联网巨头封杀中国立场声音，包庇虚假机器批量运作的反华账号》、《得多傻才能信英国政府宣传机构BBC有新闻自由》）

Youtube为中文版手机应用自动推送的广告，用户无法屏蔽。其用意昭然若揭。 西方媒体不是不讲意识形态，而是非常讲意识形态，人家玩的是另外一套“政治正确”。例如，谷歌下属的视频网站Youtube，只要发现用户使用中文版浏览器或手机客户端，甭管用户是否关心政治，都会自动推送一堆乌七八糟的东西：比如“民运分子”炮制的“中国评论”，天天鼓吹“中国马上就要崩溃”；疆独、藏独之类的内容更恶心，就不多说了；还有法轮功组织赞助的广告，用户想自主屏蔽都不行。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把谷歌撵跑，可真是一点都没有委屈它。

中国国家防火墙是历史的产物。它产生于中国互联网刚起步的时期，当时中国本土的互联网信息产量处于明显劣势。国家防火墙其实是一种防御工事，在己方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防止占据信息优势的对手得心应手地展开意识形态渗透。国家防火墙的存在，至少有利于避免出现苏联末期那样意识形态领域高度混乱的局面。

然而，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国家防火墙仅仅是一种防御工事；如果单纯依靠防御工事被动应战，则绝无可能赢得宣传战。 拿破仑有两句名言：

  “在战役中，最后还留在战壕里的人一定是失败者。”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这两句关于军事的名言，用于宣传战同样使用。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苏斯洛夫体制”绝无前途，苏联在宣传战中败给米国一点都不冤枉。

苏联宣传体系内部充满了浓重的官僚主义气息。宣传干部往往只顾自己升官发财，把个人利益置于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做事情不花心思，能做得好才怪！

于是，越到冷战后期，苏联的宣传工作越流于形式，说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大话、空话。信息产量和传播效率远低于西方国家企业化的媒体和文化机构。

不过，咱们也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十八大以前，我国的官方宣传体系的弊病与“苏斯洛夫体制”并无本质区别；也就是最近几年，情况才稍有改观，但仍然存在许多深重的弊病。

要想打赢宣传战，就必须跳出“苏斯洛夫体制”的窠臼，打碎宣传部门的官僚主义，重新打造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社会主义宣传体系。

在“苏斯洛夫体制”之下，官方宣传机构几乎是唯一的信息生产者。但是官方机构不可能在体制内供养无穷多的全职宣传人员，而且体制僵化、官僚主义盛行，进一步降低了信息产量和传播效率。

所以，单纯依赖官方机构生产信息和文化产品，必定是一条死路。

前车之鉴在此，新型社会主义宣传体系应当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避免脱离群众，充分依靠群众，积极发动群众，让党中央领导下的广大党员和群众成为信息生产者。

官方宣传机构虽然仍然保留信息生产者的角色，但更重要的职能是组织和引导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信息生产。说的通俗一些，不仅要有“中宣部”，更要有“民宣部”。

官方宣传机构应当积极组织群众进行自觉宣传和自我教育。群众进行的自觉宣传，优点在于形式灵活多样，风格让人喜闻乐见。因为没有官僚主义的束缚，这类宣传往往非常“接地气”。（炎黄之家以前的讨论：《大量新生自媒体改变传统大众媒体控制的议程》）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两个维吾尔族姑娘运营的“安妮古丽”的自媒体公众号，专门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在西瓜视频，B站和新浪微博上都收获了大量粉丝。她们拍摄的视频反映了一个“原生态”的新疆，热闹的夜市，热情的广场舞，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都昭示着新疆是一个安全而开放的社会。于是乎，西方政客和媒体鼓吹的“新疆已成为巨大的集中营”的无耻谎言，在事实面前分分钟被揭穿。后来有粉丝把安妮古丽的视频搬运到Youtube上，视频下面的留言几乎是一边倒，痛骂西方媒体毫无节操、“疆独”骗子卑鄙无耻。传播效果是出人意料的好，简直是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近年来，弘扬爱国主义的自媒体茁壮成长。比较成功的案例有：退役海军少将张召忠（人称“局座召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人称“金政委”），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等等。这些知名学者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甚至不亚于一个中部省份主管的官方宣传机构。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宣传实践已经走在了宣传理论的前面，倒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干部需要与时俱进了。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我国的官方宣传机构应该努力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 1）对新浪微博、腾讯微信、央视网、大型门户网站等主要的媒体平台进行积极管理，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参股，关键是确立对信息的引导权。
• 2）积极团结基层党员和群众自发组织的自媒体。对于做得好的自媒体团队，应鼓励他们组建企业法人实体，并且以国资投资机构的名义予以经济上的扶持，同时对自媒体的内容进行积极引导。
• 3）对于已有一定规模的媒体、自媒体和文化企业，在把握内容导向的前提下，积极鼓励他们做大做强。可以适当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再加以经济上的支持。
• 4）组建文化传播领域的央企，将优势资源集中起来，打通不同的传播平台，充分发挥规模效益。

上述手段的目的在于突破“苏斯洛夫体制”，将“官方宣传唱独角戏”变为“人人都是宣传员”。

一定要积极发动群众，百花齐放的力量才够强大。上述手段有助于同时提高国内媒体和文化企业生产的信息产量和信息质量。

从长远来看，这样才能有效对冲米国在宣传上的影响，甚至逐步转守为攻。

其实，现在已经能够看出一些端倪：由于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蓬勃发展，国家防火墙的存在感逐渐被忽略。

北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两名经济学家做了这么一个实验：他们给北京两所大学的近1000名学生提供了能够绕过审查的免费工具，但发现近半数学生并没有使用它。在那些使用了的学生中，几乎没人花时间浏览遭到屏蔽的外国新闻网站。经过18个月的调查研究后，他们在2018年得出了结论，中国大学生对于获取未经审查的政治敏感信息漠不关心【2】。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国家防火墙的现实重要性会逐渐下降。等到中国的互联网信息生产能力追平甚至超过米国的时候，国家防火墙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到那个时候，米国恐怕就要建防火墙屏蔽来自中国的信息了。

帝吧出征，百草不生——爱国网友已在米国社交媒体上给予反华势力沉重的打击，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强悍的战斗力令人侧目。看看Twitter、Facebook忙不迭地删帖、封锁为中国发声的账号，他们是多么心虚，连“客观”、“公正”的遮羞布都顾不上了。（作者系资深生物制药专家、博士；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