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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米国华盛顿政权特色的腐朽:腐败合法化,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登堂入室

徐实 2019-02-20 16:18:34

用“米国政界何等廉洁”来论证“中国体制非常腐败”,实属情绪化的发泄,缺乏起码的客观依据。抨击腐败理应就事说事,何必捎带着贩卖“米国政界何等廉洁”的私货?说到廉洁,无论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是当代的北欧国家,都是说得过去的案例。但是米国无论如何不适合作为“政界廉洁”的典型加以宣扬。某些人根本不了解真实的米国,不过是把自己的主观臆想贴上一个“米国”的标签罢了。

延伸阅读:米国华盛顿政权政治暗杀

某些人可能要问——如果说米国政界并不廉洁,难道腐败遍地吗?我看米国没有几个官员因为腐败问题锒铛入狱呀?之所以有这种疑问,正因为不够了解米国社会的游戏规则。今天我们就做一些必要的科普。

对于米国政界生态最确切的评价是——米国政界非常腐朽,但是官员往往给普通百姓以“廉洁”的印象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边。”——正如毛主席的诗句所说,放眼看世界,贵在实事求是地研究别国社会状况,总结出真正有价值的经验教训,提出可操作的方法指导实践。

可叹的是,国内某些所谓的“社科专家”、“财经人士”,严重缺乏认真思考的能力,仅凭一些被盘出包浆的道听途说就敢大放厥词。倘若没有必要的知识储备,谈何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无非是变着法儿地人云亦云罢了。求真务实,不为既定的话语体系所绑架,才能打造真知灼见。

米国政界腐朽在何处?

请注意,用于形容米国政界的词是“腐朽”——这个词比“腐败”更为确切。按照人们的直观理解,“腐败”必然意味着违法,而违法行为是以当地的法制环境来界定的。中国和米国的法制环境不同,某些行径在中国法制环境下必然被界定为“腐败”,而在米国法制环境下却不被视为违法。例如,张三掏钱为某官员“铺路”,希望他当大官后至少给自己封个小官做做。这在中国叫做“卖官鬻爵”,哪怕开明一点的封建统治者都不能容忍这种行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当代中国。

而一模一样的做法,在米国却可以大行其道——米国总统将自己的政治盟友或大捐款人任命为大使,已成惯例。花钱买来的“钦差”在驻外大使中所占比例,在各位米国总统的任期中呈现这样的分布:卡特26.7%,老布什31.3%,克林顿27.8%,小布什30.0%,奥巴马35.2%【1】。

网络杂志《Slate》列出了奥巴马上台后任命的29位有大捐款人背景的大使。其中包括驻英国大使马修·巴镇(Matthew Barzun),互联网大鳄CNET的高管,捐款120万美元;驻新加坡大使柯克·瓦加(Kirk Wagar),律师,捐款120万美元;驻新西兰大使马克·吉尔伯特(Mark Gilbert),巴克莱银行高管,捐款120万美元;驻荷兰大使提摩西·布劳斯(Timothy Broas),律师,捐款94.5万美元,等等。最搞笑的是驻挪威大使乔治·楚尼斯(George Tsunis),这位旅馆业的老板给奥巴马捐了130万,上任之前甚至不知道挪威是个王国,有国王和首相【2】。

米国特色的“腐朽”,指的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登堂入室的政界生态。“腐朽”的行径与米国的法制环境并不产生冲突,但是对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起到负面作用。米国是一个商人的国度,其政治制度的设计优先保证商人的利益,为权钱交易提供充裕的操作空间。对米国商界来说,钱就是最大的特权,可以很方便地买到政治影响力;而对米国政界来说,从商界获得好处本来就是维持政治体制运作的常规操作

“美国就是利益集团明码标价的交易市场,决策要看金主的。当金主们利益冲突时候通过国会投票表决,但现在不是都半身不遂了么,由于矛盾越来越多,导致决策难产,各干各的了”

美国案例:

刚刚上任的纽约市长亚当斯已经任命了自己的弟弟伯纳德·亚当斯(Bernard Adams)担任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伯纳德的LinkedIn个人资料显示,他从2011年以后,就一直在维吉尼亚大学担任停车助理主任的职位,负责协助管理学校的停车场。直至今日任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

米国政界有两类大生意可做。

第一类大生意是政府采购。

米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全球第一,军费开支更是全球第一,这就有足够的生意了。2018年末,米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因为与特朗普总统政见不合而离职,特朗普随即任命原任副部长的沙纳汉代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位沙纳汉就是典型的生意人,曾担任波音公司高管多年。自2017年加入米国国防部后,他在国防部的内部会议中仍不避嫌地大力称赞自己的“前东家”波音公司。在他的推动下,2018年米国国防部与波音公司签下三笔采购大单,总额超过120亿美元【3】。

沙纳汉得陇望蜀,进而更改国防采购计划。他将波音的竞争对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战斗机项目贬称为“垃圾”,甚至当面怒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首席执行官玛丽琳·修森。与此同时,沙纳汉大力推动采购波音公司的F-15X战斗机,这吃相就很难看了——F-35再不济也是具有一定隐身能力的第四代战斗机;而F-15X不过是给已有45年历史的第三代战斗机“老黄瓜刷绿漆”,且单价高达9500万美元,并没有比F-35便宜多少。

站在空军内行的立场上看,沙纳汉此举纯属瞎折腾,够得上败家子的水准。但是站在政客的立场上看,将政府采购的绣球抛给谁,与他们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所以肥水不流外人田。具体的操作模式就是:政客给商人制造生意机会,商人赚到钱之后,把一部分红利经过几次倒手、注入政客自家开办的基金会。这实质上是非常隐蔽的回馈机制,说穿了就是“官商一体发大财”。

米国华盛顿政权总统女婿垄断抗疫物资卖高价发国难财》就是权贵控制政府采购的典型案例

第二类大生意是政策制订。

并不是只有中国企业才需要产业政策,米国企业同样仰仗政策环境。比方说,奥巴马政府以环保为名出台一些扶持新能源的政策,做太阳能供电系统的公司跟着过了几年好日子;特朗普政府则向传统能源企业倾斜政策,不仅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节能减排计划,甚至连某些节能灯泡的补贴都要取消。礼之所至,利必加焉。米国大企业普遍希望影响国家政策的制订,使得政策环境对自己更有利。欲达此目的,商界和政界之间需要中间人——于是,专业说客(Lobbyist)便应运而生。

由专业说客组成的游说集团,堪称米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大产业。据不完全统计,在华盛顿的游说公司约有2000多家。2013年,正式登记在册的说客数量为12281名。这意味着,平均每位米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身边,有20多名说客出没。据此前统计,仅2012年,各大机构花费在米国游说公司上的金额高达24.5亿美元【4】。各州议会也有游说集团,只不过规模小一些。

游说集团很好地诠释了米国政界和商界之间的“旋转门”:最喜欢做说客的往往是卸任的官员或议员,他们接受米国企业的委托,专门致力于影响政策制订。他们熟知处理问题的程序和细节,并拥有前同事和在任议员的人脉,知道与客户企业相关的何种政策正在制订或筹划中,知道哪些人是影响决策的关键人物,谁会支持或反对建议,如何寻找盟友并施加影响,等等。他们竭力争取对客户最有利的结果,有时候法律条款看似微小的变动,对一个企业或者集团的影响都可能是巨大的。对于这些说客来说,游说业使他们在卸去公职后,仍然产生政治影响力,而且还有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5】。(炎黄之家有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米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疯狂合法受贿》、《美国国会议员高收入怎么来?》、《邮件门曝光美式民主之肮脏》、《高盛为什么盛产高官:圈子和影响力》)

只要能够看清米国政界的这两类大生意,就能理解米国为什么很少有官员因为腐败坐牢:

1)合法的腐朽都不算腐败,“法无禁止皆可为”

2)有这么多现成的来钱路子,只有大笨蛋才会采取贪污公款的下策。

米国政界的大生意,说穿了都是为商人的利益服务的,到头来反而会损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例如,米国空军在2016-2018年间,花费超过32万美元购买单价高达1280美元的咖啡杯【6】。米国空军部长出来道个歉,此事便不了了之。

参考炎黄之家womenjia.org文章:《美军系统性的腐败体制:咖啡杯1280美元,插座299美元,马桶盖1万美元

又如,2018年3月,佛罗里达州一座刚建成的天桥倒塌。该天桥长约53米,重约950吨,造价超过1400万美元,约合9300多万人民币【7】。放在中国,这造价足够修1公里多的城市高架桥,佛罗里达就修了个破人行天桥、然后还塌了,天理何在?上述政府采购只能用“荒谬”来形容,然而事后并没有什么官员受到严厉惩处,因为当初的采购都是按照程序进行的。换句话说,只要是按照程序来的,无论结果如何,经手此事的官员都不会被追究责任。

延伸阅读:

腐败了就会无能

美国人说美国为啥基础设施建设不如中国:钱都打仗了,战争为他们带来更多贿赂

资产阶级法权下的“程序正义”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各位看官最好心中有数。

米国腐朽已经积重难返:

为什么西方都在“印度化”:上下生殖隔离、两极分化、宗教泛滥、政府无能、愚化教育

米国如何维持官员表面上的“廉洁”形象?

既然米国政界非常腐朽,为什么官员往往给普通百姓以“廉洁”的印象呢?原因很简单:米国那些腐朽的政客,普通百姓在生活中根本接触不到;而普通百姓在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官员,确实是廉洁的。

米国的“官员”和中国的“机关干部”在实质上有很大的差别。米国政界的职位,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种。政务官由选举产生,有任期和换届之事;事务官由各政府机构通过招聘和雇佣程序选录,不经过选举产生,不因选举产生更迭。米国的政务官主要有两类,一是国会议员和州议员等代议制议会代表,这其实是收入不菲的全职工作(中国的人大代表不属于全职工作,也不领取薪酬);二是联邦总统和各地政府的掌门人,如州长、县市长等等。

政务官和事务官的职业路线完全不同。前面所说的“腐朽”其实和政务官的关系比较大,因为政务官手里掌握的资源才有“变现”的价值,比如安排议案、推动政府采购等等。事务官从事的往往是一些程序性的工作,在重大决策上服从政务官的安排。例如,任职于交通局(DMV)、税务局、警察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属于事务官的范畴。

中国的机关干部没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例如,省厅的副处长被安排到本省某个县当县长,属于很正常的人事调动程序;但是放在米国,哪怕资历再深、能力再强的事务官,也不能直接转任政务官。这是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上的重要差异。

米国普通百姓在生活圈子中很少能接触到政务官——国会议员和州议员的社交圈基本为名门显贵预留,他们跟普通百姓握个手、合个影属于维持选民关系的范畴,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和普通百姓有实质性交往。各地政府的掌门人公务在身,普通百姓哪能想见就见?也就是在电视上瞧瞧罢了。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圈子中能够接触到的政府官员,基本上是事务官:例如,去交通局办理车辆登记,去市政厅办理企业执照,打电话叫警察处理交通事故,都是在和事务官打交道。而米国政府的事务官,平日里还真的相当廉洁。

米国联邦政府道德办公室管辖着400多万联邦政府官员和雇员,它为行政机构确立道德行为准则,并进行相关培训和教育。1992年,米国政府颁布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其中包括如下规定:

1)雇员之间基本禁止送受礼品,仅有生日和其他有交换礼物传统节日除外

2)礼品价值超出相关限额,按规定或上交或自费买下或上报登记,违者予以重罚

3)外交收礼,礼物不得超过305美元,如果超过收礼者须自费买下才可归己

4)单份礼物价值不得超过20美元,每年从同一个来源中收到的礼物价值不得超过50美元

上述规定确实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例如,给交巡警私下塞点钱、让他们对违章驾驶网开一面,这在米国几乎不可想象。更有甚者,税务人员去企业查账,都是自带瓶装水,连企业的饮用水都不喝。

(其实,上行下效,米国基层很多现象也很糟糕:如《美国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效率低下、浪费高昂、优待特权》)

米国政治体制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对直接和普通百姓打交道的事务官构成了有效的行为约束,使得他们极少对普通百姓搞“吃拿卡要”。这其实是一种高超的统治艺术。假如米国普通百姓都意识到政界的极度腐朽,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米国资产阶级塑造了“二元化政治制度”:一方面在法制上为政务官和商界的权钱交易预留充裕的空间;另一方面严格约束直接和普通百姓打交道的事务官,竭力维持政府官员在普通百姓眼里的“清廉”形象。正可谓“舍卒保帅,瞒天过海”。

米国政界现状给中国什么启示?

俄罗斯衰落之后,米国成为全球唯一与中国具有相似体量的大国。国家体量相似,意味着中美在社会治理方面也会遇到一些相似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米国,是为了更好地读懂中国、建设中国。米国政界的现状,给中国的启示大致有3个方面:

1)“老虎”和“苍蝇”都要打

“老虎”是破坏政治生态的始作俑者。腐败的高级干部只会提拔腐败的中层和基层干部,最后把整个干部队伍搞垮。十八大以后,多个省份被查出“塌方式腐败”,根源就在于出现了“土皇帝”。但是“打苍蝇”和“打老虎”同等重要。与米国普通群众相似,中国普通群众在生活圈子里也很少接触到高级干部,而从工作职能上说,正处级以上干部也是很少和普通群众直接打交道的。

因此,普通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观感,来源于对身边基层干部的感性认识。基层干部积极为人民服务,群众就觉得党和政府是亲人;基层干部吃拿卡要,群众就觉得党和政府烂透了。米国政府管好了基层的事务官,就能够维系现有的统治。那么同理,只要中国能够营造良好的基层政治生态,防止孽生“苍蝇”,就足以凝聚士气民心。

2)坚持“资本不干政”的政治制度优势

“资本不干政”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制度优势之一。自建国伊始,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国家在制订大政方针时,能够较多地考虑到国家整体利益和全国人民的福祉,而不是仅为某个狭隘的利益集团服务。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政协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了“新型政商关系”的概念:

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总书记对于新型政商关系的阐述,正是为了防止私人资本拉干部下水、导致政权腐化异化。党和政府唯有坚持“资本不干政”的政治制度优势,才能维系与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3)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宜将“法制社会”的概念片面化、极端化。

现在国内有些人,把“法制社会”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理念。在他们看来,只要某一天法制健全了,什么社会问题都能自动得到解决。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米国是他们眼中的“法制社会”样板,而米国腐朽的金钱政治与健全的法制环境并行不悖。由此可见,法制不能也不可能自动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制完全是为维护资产阶级法权而设计的,这样的“法制社会”仍是极为腐朽的,正如前文所说——官商一体发大财,权钱交易不算腐败。(米国法治腐烂案例:《美国法官收受私人监狱老板贿赂,冤判6500名少年坐牢》、《米国私营监狱为牟利行贿政客囚禁更多人》)

要谈法制,就必须先明确法制的阶级属性,即法制究竟为哪些群体和阶级服务。谁刻意回避或模糊这个问题,谁就是想混水摸鱼。

有钱就能购买米国驻外大使职位

2021年3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不要再让富人购买大使职位》的文章,呼吁拜登应该取缔富人通过捐赠来获取美国驻外大使职位的渠道,以结束“有钱就能上,大使一职也能买”的历史传统。

文章认为,对于在竞选活动中出资较大的捐款人,当选的美国总统往往会任命其为美国驻外大使,以资奖励。这样的行为是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资助竞选活动中的“金主”去有异域风情的地方豪华旅游,这是软腐败的一种形式。

这种交易背后有一个黑暗的逻辑:竞选美国总统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满怀感激之情的当选总统,为他们的“恩人”举办盛大派对,或者派他们去巴黎、伦敦或拿骚(巴哈马首都),在外事活动中玩上几年,还有什么致谢方式能比这更气派呢?

数十年来,无论是民主党出身还是共和党出身,美国总统们都坚持了这种交易。其中有一些人,甚至把它系统化了。

1971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对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说:“任何想要成为一名大使的人,他至少需要向我们捐上25万美元。”

文章援引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教授瑞恩·斯科维尔(Ryan Scoville)201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这篇名为《不合格的美国大使》的文章指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将约30%的大使职位,交给了自己的捐赠者。特朗普任内头两年,这一比例升到40%。特朗普挑选的这些美国大使,在世界范围内留下了美国的丑陋形象。

摘自《美媒:拜登,别再卖官鬻爵了》http://k.sina.com.cn/article_1887344341_707e96d5020011ncn.html

米国政客利用疫情封锁消息发财

共和党议员在川普吹德特里克堡新冠病毒只是普通流感时的股市最高点抛出股票,买进远程办公板块再大赚一笔。他在收到疫情简报后,还提升了疫情简报的保密等级,防止简报对特定范围以外进行公开。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获得了一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伯尔Richard Burr的秘密通话记录,伯尔三周前在“国会山俱乐部”的社交俱乐部举行的午餐会上,向一群“高级”选民,严重警告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影响,并将其跟1918年西班牙流感作对比。  另据Axios报道:Richard Burr在2月13日(股市大跌之前),卖出了582029美元至156万美元的股票,而就在此前他刚刚为福克斯新闻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说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准备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等公共卫生威胁。  目前相关报道已上推特热搜,关键词:Lock Him Up (把他关起来)。

继媒体爆出共和党参议员Richard Burr在股市大跌前卖掉近160万美元股票后,The Daily Beast爆出共和党参议员Kelly Loeffler也被,于1月24日做了她和丈夫共同拥有股票的第一笔交易,当天,她的委员会 - 参议院卫生委员会主持了一场有关新冠肺炎的闭门简报会,出席官员包括疾控中心CDC主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所长弗契。  Kelly Loeffler和她的丈夫从1月24号到2月中旬,共进行29笔股票交易。共卖出120万到310万美元的股票。  此外,Loeffler购入了10万美元到25万美元的Citrix股票,Citrix是一家提供远程办公软件的技术公司,自Loeffler购入以来,其股价出现了小幅上涨。

霸占热搜前六,悲观情绪已经开始弥漫了。

这件事真的太恶劣了,这意味着至少一个月以前美国的最高层就已经知道局势非常的恶劣。

但是他们什么都没说,用流感欺骗百姓,不检测不防疫发国难财。

现在美国情况都看到了,这是在知道疫情影响,病毒威力,能够判断局势发展的情况下,硬生生捂了一个月。

这已经是民国四大家族的玩法了,果党正统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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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womenjia.org/z/201902/1223.html

本文话题: 腐败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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