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与制度观察：在毛时代的生产政体内部

一些左派在讨论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基础的制度内涵时，往往甩开制度实践和群众体验的经验基础，试图理论上完成论证，结果陷入从概念到概念、文献到文献的死循环。按照老田的看法，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非马左派”——从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斗争后退到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制度设计，“非马左派”仅仅是指那种甩开经验基础和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方法论而言，是指代那种试图在文献循环基础上完成制度设计或者社资划界的方法，而非揣测其主观动机是否“反马”。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间，重要的经验有两份，一是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的干群互动经验，二是共产党执政后在农村和城市改造经济基础的经验——把从前的私人领域进行公共化改造之后的经验。如果加上改革之后的变化，那么就还有一份与毛时代形成对照的复辟经验。在这三分经验中间，都需要认真深入到历史现场中间去，仔细分析群众的主体性体验，干群互动的参与方式和新的公共领域形成与运作机制，没有这样的经验基础，是不可能完成认识进步的。

在革命年代，根据地建设中间，党团工青妇等组织，是联系和动员群众的抓手，而行政事务是在高度政治化的组织背景下完成的。被选择的干部，大多数人是在群众性的斗争中间，获得了威望的积极分子，然后通过群众投票去肯定(例如很多文盲群众在候选人背后的碗里“投豆子”选举)——这个投票其实也是形式上的，真正的威望积累与运动过程中间与群众的有效互动过程，这个时候候选人积累的群众威望可以由选票多少较为方便地识别出来。

建国以后，农村通过土改的群众性斗争，基层政权实现了部分的公共化改造，从前有影响力的上等人——乡绅丧失了权力和影响力，新政权建立的农会有大量积极分子群众支持，这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奠基于群众力量支持的强有力乡村政权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执行力，主要来自群众的自觉支持，这是区别于传统乡绅以个人威望作为权力源泉的私人领域规则。

在城市里，经过民主改革，特别是经过1952年的“五反运动”之后，党政工团进入私人企业吸收工人成员，资方及其代理人群众丧失了三权——生产指挥权、人事调配权和利润分配权，然后就开始了一个“四马分肥”时期——国家税收、资本家利润、企业发展基金和工人福利四个方面共同分配利润。1952年中央级别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管理机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下属机构，国家经济计划在武汉的落实，是政府的工商局内部的“加工订货处”对接私人工厂里的“增产节约委员会”(这个抗美援朝时期的群众运动组织，基本上由工人组成的党政工团组织成员说了算)。

从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否定雇佣劳动制的过程，最为鲜活具体的经验，出现在1949年之后的私营工厂内部，大量相关经验文献在1990年代编辑出版，党史资料出版社，大约出版额上百种各地方《**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从这个对私改造角度，可以看到一种新型的制度是如何确立的，旧制度是如何被否定的，新旧制度的肯定清单和否定清单有何不同。而且，中国不同于苏联的地方，恰好也在这里，中国城乡普遍进行过组织群众斗争的经济改造过程，这是标准的新民主主义精神遗产的“输入”过程，而苏联就没有经过这样的斗争和改造过程，因此，群众性的政治和思想激活程度欠佳，苏联工厂管理中间“缺政治”的现状，成为中苏两国管理权运作方面的巨大差异。

在斯大林推荐的观察视野里，生产关系由所有制、劳动过程中间人与人关系和产品分配形式的“三要素”构成。而按照麦克·布洛维推荐的经验研究视野，生产场所并非仅仅是经济关系成立的场所，还有着自身的内部意识形态和内部国家，三者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生产政体。甚至，从经验出发，我们可以认为生产关系内部的制度内涵，其政治性或者思想性的维度，对于制度运作和维持的作用，远较经济维度重要。

对照布洛维和斯大林的观察视野，斯大林的观察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照的转型过程中间是有效的，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企业生产目的和生产过程内外的分配依据发生了变化，但是，所有制只是预先地决定了生产目的和利润分配状况，人与人关系这个“大而化之”的维度，才真正承载了生产政体的关键制度内涵，而产品分配尤其是按劳分配(毛爷爷贬称为物质刺激)反而是生产政体异化和复辟的抓手(这个地方承载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张问题)。

在制度转型完成之后，生产政体的常规运作期间，布洛维的观察就更为重要起来，是政治维度而非经济维度成为最重要的运作规则，工人参与和管理权垄断与否，都与政治思想维度的制度内涵相关。正是在这里，宏观概念的分析能力大为下降，需要中观层次的概念，去揭示或者承载新旧制度的内涵差异，布洛维的生产政体概念比生产关系概念更有分析力量，当然也可以提其他的中观层次概念。

在毛时代后来的演化中间，干群互动的相关经验被肯定下来，1960年提出的鞍钢宪法，其实就是内在地肯定了进城之初形成的干群互动的现实：干部不能垄断管理权——生产指挥过程、劳动工资调配和技术革新诸方面工人都有参与机会和发言权，同时，工人的就业和工资不再作为管理手段由此脱出管理权调节范围，相关调节过程主要由工人班组讨论决定。毛爷爷时代工厂里的状况是：行政管理(生产计划、劳动工资、技术改进)这一块有了较高程度的公共化水平(工人参与程度最高)；党团这一块培训积极分子照说应该是“实现政治领导”运作公共领域的，但是异化最严重；工会手上有经费可以搞困难补助或者发福利。

毛时代工人参与的状况说明，在行政权力起作用的第一场所，反而最容易产生群众参与的可能性，各种间接的政治代理链条——不管是党团组织还是工会——其有效性反而下降了，这个其实不复杂，任何都代理链条意味着“不在场的信息高成本”和不在场的另外一套运作规则，两者都提高而不是降低了参与成本与可能性。也就是说，各种“离场的代理链条”都会拉高了信息搜集成本和规则学习成本，降低了非专业的劳动者的参与可能性，强化了干部垄断管理权的可能性。

选举民主同样是离场的，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民主如何制约权力的代理链条。那么，一家工厂的厂长到底是由组织人事部门选拔任命，还是由工人选举呢?在这个厂长任命问题上，有两个方面的选择标准，一是履行职务的“人力资本”和“绩效”标准，这个方面的信息大多数劳动者难于掌握，存在着管理知识和信息方面的门槛，上级组织或者人事部门有条件做的好些(在不买官卖官的情况下)；二是政治方面的代表性标准，厂长是否公正地运用权力，这个方面毛时代比较有进步意义的“自下而上的批评权”——权力不公正运用会遗留“负外部性记忆”，周期性激活滥权得罪的群众的批评权，可以实现自下而上的纠偏，文革晚期这个方面的现实表现较好，可以增加权力回应民众合理要求的及时性。

在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改革中间，引入了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企业恢复利润核算和为利润而生产的目标，一个是工人选举厂长。最后的运作效果是，企业为利润而生产的情况下，绩效标准就绝对化了，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被贬低为雇佣劳动者的趋势是增加了(干部和管理权在利润指标下得到不合理的高估)，劳动者成为利润的工具；二是工人的选票促进了福利最大化的挤压机制。还由于南斯拉夫国内市场狭小，多数大企业具有开端地位，绩效标准绝对化之后，企业就借助垄断地位涨价，结果就形成了工资成本促进价格高涨的恶性循环，劳动生产率进步和管理费用下降变得毫无依托了。

在评价或者选任干部的时候，干部自身的好坏，有两种看待方法，一是把干部能干和公正与否视为其自身素质和德性的体现，二是把干部好坏视为监督有效与否的标志。前者是孤立的“个体人”观点，后者是“社会人”观点，这个分歧在法学中间经常争论：一个人犯罪到底是个人原因还是社会原因引起的?“犯罪社会学派”的观点在社会主义时期占优，今天社会强大的个人主义气氛使得很多人转而认为犯罪是个人原因，在讨论政治相关问题时也往往追问个人状况。

四清的时候，刘少奇推销王光美的极左“桃源经验”，绝大多数农村干部被说成是“乱掉了的”——很多人主要是有些多吃多占行为，毛爷爷在内部讲话中间说，愿意改正的还应该继续当干部，因为在这些人身上积累下来的“管理人力资本”对大多数人利益依然是有效的，甚至还主张退赔不要太过火，弄的“四不清干部”家里没法过了。干部的好坏，是否公正地运用手中的权力，毛爷爷不视为“干部自身素质”的要求(这是儒家“由内圣而外王”的路子)，而是视为群众监督有效的结果。综合起来，毛爷爷从自己的经验眼光出发，认为干部滥权问题上，一是要尊重管理人力资本的积累现状，二是要确立批评权监督的有效性，在干部自身素质方面，毛爷爷持社会人观点——干部自身是否正确运用权力不在于自身素质如何而在于监督有效与否，刘少奇的机械论观点是干部的好坏是自身德性或者素质的体现(无情打击的政策就是奠基于此种“个体人”观点而非“社会人”观点)。

哪怕是王光美的极左做法，也一样透过上级下派的工作队，给基层干部施加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和行为规矩，造成了很有效的心理威慑。前些年会老家去，一个叔父感慨地说：现在无官不贪，要是来一次“系统四清”就好了。

在“人性如何”的“本质论”视野里，是无法分析新制度和人的循环成长过程的，本质论视野本身是静态的。需要把人视为“社会关系总和”的视野里，去讨论人如何与社会关系总和一起逐步变革的机制，干部的好坏也一样不能够视为自私和品质坏去绝对看待，而是视为一种监督不健全情况下的机会主义策略选择，这里就产生了两种解决方案：前者换人(但找不到足够数目的好人替换、还有更多的可能是换上去的又变坏了)，后者是强化监督以减少干部的机会主义选择机会，毛爷爷时代特别强调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批评权的监督作用。

相比较而言，权力及其滥用，如果被视为一个机会主义选择空间的大小问题，那么，个人素质或者德性依然重要但已经不再是决定性的了，监督的有效性则上升为压缩或者减少机会主义空间的重点建设方向，干部的好处或者任职机会，就有了一个新的标准——是否主动接受监督并公开公正地运用权力。

不管是四清时期那种下派工作队，进行自上而下的监督，还是发动群众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都作为压缩机会主义空间的手段。监督的有效性，往往与获取滥用权力的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相关，在组织的金字塔结构中间，上机人数少需要处理的事务和下级人数多，就存在着信息不足的困难，而下级相对上级人数多就存在着相对“信息透明”的环境。同时，自下而上的监督存在着“专业性不足”不够规范的问题，上下结合，以上级的专业性足够去结合群众性的信息透明条件，共同激活监督力量，会有效地减少和压缩干部的机会主义选择空间。

对干部的机会主义选择进行群众性监督，或者进行周期性的清算，这也是中国不同于苏联的政治实践所在，也同样成为两国微观制度运作中间的极为不同的制度要素。

在具体的机会主义制约方面，毛时代的努力是上下结合，但在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关注方面，其成效则不甚理想，公共领域的运作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非政治化”甚至“反政治化”状况。毛时代强调政治挂帅，特别是文革时期经常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教育”，目的是想要在工人阶级中间激活其政治主体性和制度意识，明了何者是体现和服务工人阶级利益的，并以此去确立工人对于制度蜕化变质的警醒和批判意识。实践上，这些教育大多数由党团组织掌握的政治学习去推行，但在实际过程中间，党团组织往往弱化而不是强化工人的阶级意识——例如搞忆苦思甜就往往不涉及制度内涵而仅仅说共产党怎么好。那个干部怎么服务于工人需要，这些在后果上都是最小化批评意识和模糊阶级意识的，同时还往往透过政治学习去提高工人的自觉努力水平——把政治附属于生产效率目标。文革期间，党团组织往往成为组织保守派压制造反派的中介，这些状况说明，最应该实现“政治领导”的地方，反而最先被“非政治化”了，后来的复辟也奠基于这个非政治化的后果。

在群众的政治化方面，主要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坚持，毛时代还存在着一个不连续的努力方向。在苏联的管理权运作中间，强调干部和技术的作用，对劳动者进行“非政治化”改造则是一贯的，把与群众相联系的各种群团组织履行激活群众政治性的功能，反而看做是行政的尾巴和助手的主张很突出——这就是所谓的“传送带”想象。

用极端宏观的概念，或者过多局限于“文献循环”的方式，使用诸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资产阶级形式民主这样的宏观概念，试图完成制度划界，识别论管理场域的社资界限等具体问题，过去的讨论成就甚少。这说明，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从经验出发的具体视野，没有中观层次的概念，讨论不仅无法形成共识，甚至往往不能够形成有效的对话或者观点交锋。这些问题的讨论，需要回到管理权起作用的具体场域中间去，需要在经验的基础上和中观层次的概念中间去讨论，才会有效率，即便是不能够形成共识，至少能够先把具体分歧在哪里弄清楚。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