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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第一代红卫兵胡作非为却高官厚禄

鼎盛网友 2016-11-08 12:25:59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也是一个特殊群体。既指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生自发组成的学生团体,又指包括工人、家民、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他们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下,敢闯、敢干、敢造反,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主力军。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组成可以分为三代:

第一代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主要以革命干部和部分工农子弟为主,以“造反”和“打砸抢”为主要特征,其活动主要在1966年5月29日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成立至1967年1月27日首都红卫兵批判“联动”大会。

第二代红卫兵以大中专院校和初高中工农子弟学生为主,以“大串联”和揪资产阶级当权派为主要特征,其活动主要在1966年8月8日至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第三代红卫兵成份较复杂,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以“革命派”和“保皇派”为中心,夺权和反夺权为主要特征,其活动主要在1967年3月19日至1968年9月5日地方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红卫兵组织的诞生

1966年5月29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清华附中的卜大华(七级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卜文达之子)、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几个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意为保卫毛泽东,并贴出了大字报。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发起者没有中央级干部子弟,几乎清一色的中层干部子女。

6月8日上午,海淀区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以及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学校300多人相约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

北京这些学校被称作是贵族学校,一大批中央高干子弟在这里上学。他们依靠家庭的政治氛围和灵便的信息来源,以及背后父辈强大的靠山,天不怕地不怕。早熟的政治意识和较强的活动能力使这些人有恃无恐。他们崇拜毛泽东,同时又不想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提出的口号和行为带有明显的利益偏向

北大附中红卫兵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领袖是彭小蒙,彭小蒙的父亲彭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矿院附中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6月18日,发起人是杨冀平和刘歌,杨冀平是开国上将杨勇的次子。刘歌的父亲刘春,时任中共中央统战副部长。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1日,发起人刘克府(又叫朱新华,开国上将朱良才的次子)。主要成员有:苏晓前(开国中将苏静之子)、徐甘泉(开国中将徐立清之子)、赖锐锐(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贺新洲(贺龙元帅之侄)、李明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孙酋玲(交通部长孙大光之女)、王亚慧(开国少将王智涛之子)。

北京轻院红卫兵是1966年8月1日成立的,发起人是汪延群(开国少将汪东兴之女)、朱新民(开国上将朱良才三子)。

人民大学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8日。发起人朱佳木。父亲朱理治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主要成员有朱新加,开国上将朱良才的长子。刘平凡,开国中将刘志坚长女。顾小鸥,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之女。傅民族,开国上将傅秋涛之女傅。程辛联,内务部副部长程坦之女。

老红卫兵的联合是在1966年8月27日,总指挥是轻院的汪延群,副总指挥是北航的刘克府,矿院的赵静愚,人大的刘平凡。

 

这一代红卫兵最疯狂的要数破四旧。在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下,红卫兵成了破四旧的先锋。先是对旧书画旧物品的收缴,后来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发型、照片、衣裙、高跟鞋,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都属四旧之列,强迫僧尼还俗,改街道名,改地名,改建筑名,改学校名和单位名称。首当其冲的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和文化人士,还包括被打倒了的走资派。

他们揪斗各级领导,打击和迫害其它出身的学校领导、教师、知识分子和学生,批判文化知识界精英。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活动,形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最混乱最的历史时期和“红色恐怖”。他们在特权和优越感的支配下,与其它红卫兵组织经常发生冲突

最典型的是谭力夫(北工大“巴黎公社”红卫兵负责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后参军官至大校,转业后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1966年7月29日,谭力夫贴出了以“鬼见愁”署名的、传播到全国的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并由刘辉宣谱写成《红卫兵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这种观点不仅引起了其它平民阶层红卫兵的反感和反对,也遭到了中央文革领导的严厉批评。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都公开提出了批评。

由于红卫兵的无序乱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派出工作组,企图把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

1966年6月8日,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6月13日,北京新市委郭影秋宣布,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停职反省。6月19日,王光美以工作组顾问身份进驻清华大学。刘少奇17岁的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

工作组不仅揪斗教师及学校领导,还整肃学生。据北京的学生组织“文革”初期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直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面尖锐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镇压革命群众”、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刘少奇仍然不服,两人当面发生了争执。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传达,矛头对准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既宣布了第一代红卫兵的末日,又像掘了祖坟一样使第一代红卫兵恼羞成怒,开始走向疯狂。揪斗、抄家、批斗更加残酷,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害或自杀,被后来称之为“八月恐怖”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大多数是高级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子弟。

他们出版了《准备》刊物,起草了《联动宣言》。挂出了:“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的巨幅标语,正式向中央文革宣战。

他们联合各方面的“保皇红卫兵”组织,与其它红卫兵组织进行争斗,挑战中央文革,点名攻击中央领导人。他们在决一死战,撞个鱼死网破的口号下,于1966年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喊出“油煎江青!”、“打倒周恩来!”、“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等极端的口号。提出中央组织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参加。直到六七年一月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1967年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后来在毛泽东“不要抓嘛,放回去嘛!”的指示下放了出来。

第一代红卫兵的退场标志着第二代红卫兵力量的崛起,以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为代表的新一代红卫兵力量在与“联动”斗争取得胜利后登上了舞台。

红卫兵运动是一次青年学生参加广泛的“革命”运动,表现了对领袖的崇拜和服从,也表现了青年人的狂热。同时,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带有非常鲜明的等级观念烙印。

老红卫兵这些根红苗正的高干子弟,虽然当时所有社会资源都已经向红色贵族们倾斜,但他们还是不满足,担心“狗崽子们要翻天”。所以,他们要利用文革,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

他们横行天下,无所顾忌。1966年6月,高干子女云集的北京男四中和北京女一中还起草了“废除现行高考制度”倡议书。此倡议书由刘源提交给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并随即见报。这份倡议书称,高考制度“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来的教育方针。”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教育改革,而借废除高考,彻底堵塞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

1952年以前各年龄段的学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学的,被称为老初一到老高三,统称老三届(其实是六届)。第一代红卫兵基本都属于这个年龄段,他们退出政治舞台后,经过委屈和不平后,随着老子们的失势,大部分在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口号下离开了北京,一部分有条件有余威的参了军。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红袖章、“破四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批判和揪斗”、“黑七类”、“踢开党委闹革命”等所谓的红卫兵暴行大部分发生在第一代红卫兵身上。是“东纠”“西纠”“海纠”“联动”们的杰作。

著名剧作家白辛(1966年9月)、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陈传钢(1966年6月)、考古学家陈梦家(1966年9月)、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陈笑雨(1966年8月)、老右派储安平(1966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1966年5月)、清史专家傅洛焕(1966年6月)、历史教授何基(1966年8月)、病理学家胡正祥(1966年8月)、教育家黄国璋(1966年9月)、爱国将领黄绍弦(1966年8月)、著名作家孔劂(1966年8月)、中共早期革命家李达(1966年8月)、历史学家李平心(1966年6月)、著名记才刘克林(1966年8月)、昆虫学教授陆进仁(1966年8月)、南大外语系教授吴恕求(1966年7月)、古典文学家席鲁思(1966年9月)、地质学家谢家荣(1966年8月)、著名导演徐滔(1966年6月)、昆曲表演艺术家言慧珠(1966年9月)、著名指挥家杨家仁(1966年9月)、中宣部副部长姚臻(1966年7月)、教育家余大因(1966年8月)、拍摄过开国大典的记者陈正清(1966年8月)、清华附中团委书记刘树华(1966年8月)、著名的作家老舍(1966年8月)等等很多死亡案件都发生在“白色恐怖”1966年的八月左右。

文化大革命后,出现了许多豪门怨女。他们以文革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自己以及父辈受到的虐待和遭遇。他们一面享受着文革后社会剧变所带来的特权优越生活,一面诅咒文化大革命运动红卫兵的疯狂。

他们忘了自己曾经是红卫兵中的一员,忘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冲锋陷阵,更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

至今为止,那些第一代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们没有一个站出来承认错误。他们总是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推到毛泽东身上,表白自己是忠心,是被利用。他们迫害别人是维护无产阶级政权,被别人迫害是不公正待遇。

目前在台上的省部级包括中央领导一大部分人曾经是红卫兵,参加过文化大革命,下过乡。因为后来的上位,他们会“青春无悔”。然而在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今天,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愧疚感?对得起毛泽东?对得起那些曾经受迫害的人?总有一方面是要对不起的!

文化大革命第一代红卫兵的罪与罚在人们的心里,也在第一代红卫兵的心里。

文化大革命初期高干子弟中著名的红卫兵头头有:

刘涛,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付主任、校临时主席团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鹏飞,主持军委工作的元帅贺龙之子,清华附中“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凤,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之子,清华大学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及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菊芬,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三临”(校“文革”临时敌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劲波,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新民,中央监察常委王维舟之子,“三临”的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苏民,四机部部长王铮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谭力夫,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后来参军,转业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此人是“出身论”的始作蛹者,其名声与破坏力远远大于五大领袖。

刘允若,刘少奇之子,七机部工作组。

刘允真,刘少奇之女,丰台农业学校工作组。

刘平平,刘少奇之女,师大一附中革委会主任。

刘婷婷,刘少奇之女,师大女附中革委会委员。

邓楠,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之女,师大女附中革委会委员。

邓榕,邓小平之女,中央美术学院革委会副主任。

邓朴方,邓小平之子,北大校党委委员。

贺捷生,贺龙之女,北航红卫兵。

薄熙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之子,“联动”成员。

孔丹,中央调查部长孔原之子,文革红卫兵头头。

董良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革委会的头头。

杨冀平,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之子,北京矿院附中红卫兵头头。

胡德华,北大附中红卫兵头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儿子。

王小平,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女儿。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副总理宋仁穷之女。

文革中出尽风头的陈毅三个儿子,陈昊苏、陈丹淮、陈晓鲁。

 当红卫兵是当时大中学生都曾有过的经历,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文革时29岁)、李纳(文革时26岁)因为年龄原因可能不在学校,成不了红卫兵头头。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文革时22岁)、林立果(文革时21岁,北大物理系,文革时辍学)却没有成为红卫兵头头或积极分子。

第一代红卫兵中的很多人后来都高官厚禄,第二代红卫兵和第三代红卫兵的许多代表人物后来都进监狱或者被打入社会底层。其中说明什么?2013。6。28

本文原标题《第一代红卫兵的“罪与罚”》。为啥有人痛恨文革,这篇可以看一看。真TMD有意思,明镜和共识网关于这个的都404了,到是第二代红卫兵的“罪与罚”还留着,还要不要脸啊。明镜出的一个系列,一二三代都有罪与罚,有倾向性的私货还是很明显的。源头应该是右派的那个共识网,魔鬼都在细节中,而细节都很好模糊~~~(信源

 

附录:戚本禹回忆高干子弟红卫兵真相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北京第六中学去。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傍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联动的暴行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在一次控诉联动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许明这几个人的名,并当场叫周荣鑫,雍文涛两人在会场上站起来,要他们交代是怎么支持联动的。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我们中央文革开会分析认为,联动的所作所为绝不简单。关锋把联动总结为是资反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对“联动”也很愤怒,他拍着桌子骂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毛主席的羊头卖的是刘、邓的狗肉)。我当时说,它绝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异己”的力量。

实际上,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这个意思。工作组的时候,他们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支持他们。工作组走了。那他们就要由他们出来掌权了。谭力夫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领导运动的权力。这些话,他们的老子不敢出来讲,就由谭力夫这些人出来讲了。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文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正在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权,你现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了。这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谭力夫的讲话当时被有些省市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甚至都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不知情的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了。这说明当时他这些观点是受到相当一批干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儿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实也只是个模糊命题。可是连这个他们都不接受。一定的意义上讲,当时对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这批自称老红卫兵的小群体。他们老子不能出来,就叫儿子出来。制造恐怖,扰乱人心。

后来,我们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学校造反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在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他们都是听我们中央文革的,我和他们联系的最多,所以被他们叫做“戚大帅”。他们一起来,联动就吃不开了。三司和中学红代会,对付联动很有办法。他们人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上去把他们一围,联动说也说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碰到他们就只有赶紧跑。

联动冲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来,更多的则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的。后来,陈士榘把他参加联动的儿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为他儿子参加联动的事主动给毛主席写了检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但主席说了,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主席跟江青说了触詟说赵太后的典故。随后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向老干部讲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希望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继续革命,别做坏事。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而且富有远见。

真正的红卫兵总是走在“政治风向”前列,文革中纯正红卫兵联动份子以捍卫毛主席思想名义搞屠杀抄家毁灭文物,文革后又最先举起反毛大旗倒卖文物出去或倒卖洋货进口昂首当上资本家。【蓝血贵族夏雪宜】

第一个在文革中遇害的老师卞仲耘是谁打死的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知》,历史上俗称“五一六通知”。《通知》中强调: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从这一天起,文化大革命即正式开始。运动的出发点旨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半个月以后的6月1日中午,中央首长及部长女儿集中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有三个学生张贴大字报。中央有关领导遂于6月3日派遣工作组进驻女附中,宣布支持造反的女学生,斥令校领导全部“靠边站”。

卞仲耘老师:

1916年生于安徽无为县一个富裕的家庭,1938年22岁时参加抗日服务团,1941年在西北大学加入中共;曾为当年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编辑,后参与创建了《人民日报》,1949年北京解放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1966年时任女附中书记、副校长,因当时该校没有正校长,卞实际上是该校一把手。

事件的纪录:

1966年6月23日,派遣来的工作组召开批判会。卞是被揭发批斗的主角,被押上了台,其他几个校领导及老师在台下陪批。卞被拷打和折磨近5小时,被绳索反捆双手戴“高帽”,低头、罚跪、拳打、手掐、脚踢、接受唾沫吐,期间被两支训练用木步枪压住背脊,学生以污泥往其嘴里塞。

1966年8月5日下午,女附中红卫兵发起行动,五个校领导戴“高帽”游街。卞经受2、3小时的木棍和拳脚等殴打,渐渐的不支,因木棍中有还带着钉子的桌椅腿等,卞浑身抽搐、出血并伴大小便失禁等,已人事不省。副校长胡志涛请求送医院而被关进一间办公室,一直拖了近2小时到7点多,才被校工们送进女附中对面的邮电部医院救治。

据当时在场副校长胡志涛、女教师张静芬、以及同去医院的学生王友勤说,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邓榕、刘亭亭、宋彬彬等,都领头参与殴打卞老师。邓榕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要医院出具“卞因心脏病死亡”的证明。2014年宋彬彬从美国回京公开予以承认。1978年卞遇害最后结论落定: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的纵容与支持。

——主要人物注:[1]邓榕:邓大人之女,文革后担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秘、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等职务。[2]刘亭亭:刘主席之女,留学哈佛商学院,曾任职于洛克菲勒公司,1990年创办联亚集团任总裁,为全球跨国公司做直投和并购业务。[3]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留学麻省理工学院,曾任职美国马萨诸塞州环保局官员,美籍,回国道歉后任英资企业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根据现已公开史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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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话题: 文革 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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